网友 问：

张教授，我是一位九岁孩子的母亲，我非常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现在每个周末都要上辅导班，都要“填鸭”那些本不该她这个年龄要学的知识，我也曾经想放弃这些辅导班，但孩子知道班里的孩子都在超前学习，她怕落后，怕上不了好的中学。看这漫长的应试教育给孩子心灵的伤害，作为母亲的我真得很痛苦，我没有那么高得要求，只希望孩子有健康的品行，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怎么就那么难呢？希望您谈谈教育改革。

答：

我是极力反对孩子们补习的。我自己的儿女进入中学时，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商量，唯一不予商量的就是补习。补习增加一个学子的依赖性，减少创意，有时甚至麻木思想。

我认为补习在香港及日本等地方那么盛行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父母工作忙，也不愿意孩子到街上跑，所以用补习老师来监管孩子。其二，是学校的功课多，太多，孩子们应付不了，要补习老师来协助。其三，最大的麻烦是因为升学要过公开试，而补习是教学子怎样过公开试那一关。

当年，替儿女们选学校，我选回家后不用做功课那一种。我又鼓励孩子在中小学时成绩不要那么好。但我有一个优越条件，是我作了大教授多年，孩子要进美国的大学，打个招呼有帮助。后来儿女在大学的成绩好，非常好，只是女儿在本科毕业后没有再读下去。

个人认为，培养孩子的想象力重要，因为想象力是创意的根源。我又认为，求学有如长途赛跑，在初阶段及中阶段需要有计划地走得慢一点，要留气，到研究院时才作冲刺。我在中小学时成绩奇差，中学没能毕业。到了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一发劲，把来自香港、成绩比我好得多的同学远远抛离。

补习，功课多，填鸭式的教法，严谨公开试的要求，以至到本科时读得好，这样训练出来的学子会是个不错的文员，或是一些中规中矩的工作者，但要在学术上有大作为则要免问了。事实上，我没有遇见过一个算是在学问上有点成就的学生，有过补习的过程。在香港，好的中学生从来不补习，而是给人家补习，高班的给低班的补。而大学生给中学生补习是很普遍的事，收费可以高达300港元一小时！

公告：请有兴趣向张五常教授提问的朋友在此贴及以后“五常问答室”相关的文章之后以评论的形式跟贴。（注意：不要在非“五常问答室”的文章之后提问，否则问题很容易会被遗漏。）问题经博客管理员筛选后，提交给教授，并由管理员笔录教授的回答。请各位提问的朋友要注意问题的质量，不要带有主观情绪，或一开始就已经自己给问题定下了答案，只是想得到教授的认同。

森穆逊（Paul A. Samuelson，大陆习惯译作“萨缪尔森”））九十四岁了，还写专栏，思想还是那么清晰。在今天美国的经济专栏写手中，我认为森老最可读︰不磨斧，知识博，潇洒生动，与四十年前相比少了一点霸气，多了一点大气。森氏得天独厚几近一个世纪！十多岁锋芒毕露，作本科生时典故多，属爱因斯坦那种传奇人物。

我出自洛杉矶加州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被认为是自由经济的两所圣殿，其后在西雅图差不多搞起一个华盛顿学派。外人见这背景与森穆逊的麻省理工格格不入，以为我不仰慕森穆逊。非也非也。我读本科时用的经济入门课本是森氏的《经济学》第四版。该课本出版过无数次，销量冠于地球，而第四版被认为是最好的。我收藏了几本，不知今天拿去拍卖值多少钱。当年选经济读物，森氏的作品我不放过。他的推理逻辑从来不错，经济学的基础定理永远坚守，我只是有时不同意他的局限假设。他的论著多，是我这一辈后学的锻炼脑子的读物。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不读森穆逊就少了一项重要的练功法门。

有关森氏的有趣典故太多了，奇怪没有人收集这些典故而结集成书，应该洛阳纸贵吧。他本科芝大。我的老师Warren C. Scoville曾经回忆说，有一次，大家上奈特（Frank H. Knight）教研究院的课，森穆逊旁听，咄咄迫人地提问，使奈特发了脾气，说︰「森穆逊先生，还是让你教吧。」跟着离课室而去。

后来森氏转到哈佛攻博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是主要导师之一。不知是真是假，传说有云，森氏的博士论文《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写好后，要过口试那关时，教授们很尴尬，不愿意进入考室，因为没有谁读得懂该论文说的是些什么。满是数学方程式的《Foundation》后来成为整个二十世纪的数学经济发展的源头。此作与认识阿罗（Kenneth Arrow）是我决定不走数学经济的路的一个原因：他们走过的路，没有空间让我挤进去。后来几位搞数学经济的朋友对我坦言，他们搞的来来去去都是《Foundation》的一点变化，可以说是为森氏的论文写些脚注了。

典故说，哈佛没有挽留森氏在校任教使他耿耿于怀。他到邻近的麻省理工大兴土木，把后者的经济系搞得名满天下，有超越哈佛之势。我的另一位老师Robert E. Baldwin曾经任教于哈佛，对我提及，有一次跟森氏进午餐，后者若有所悟，在一纸餐巾上画出后来名重一时的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这条关于福利经济的曲线是后来福利经济的分析重点。然而，森氏本人在一篇一九五○的重要文章中，指出我们无从肯定社会的福利是否有了改进。

森穆逊的学术生涯就是这样：掷叶飞花，所到之处面目一新的定理跑出来，后之来者凭之搞出一些变化，弄出一点名堂，不可一世，但森氏本人一律无所谓，彷佛不知道。对外贸易有一个重要的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定理，先由森氏发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Lionel Robbins教授读到，记得一位学生Abba Lerner的一篇习作得到同样的分析结论，把该习作寄给森穆逊看。森氏直认是一样，大赞Lerner之作比他的早出。看官须知，经济学者不是陶渊明笔下的高尚士，究竟谁先谁后往往吵个不休，有时废物也争餐死。森穆逊呢？信手拈来，俯拾即是，不斤斤计较。

无疑是大师风范，但森氏与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争论了多年是事实。然而，外人认为这两位大师不和，却是错了。佛老与他的多年拍档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几次在我面前表达他们对森氏的仰慕之情。我的老师艾智仁（Armen A. Alchian）也是个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在兰克公司作顾问时与森穆逊共享一间办公室。他们喜欢把对方捧到天上去，传为佳话。作研究生及博士后的日子中，我认识高人无数，后来不少同事也高人。总的来说，我的感受是他们对森氏有点恐惧之情。

他们怕，我也怕。曾经在文章中提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onald H. Coase）拿诺奖的前一晚，在多个诺奖得主的宴会中我代表高斯讲话。森氏同桌，正正地坐在我面前，把我吓得心惊胆战，讲得一团糟。这件事不久后我忘记了，但当二○○二年底我写好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后，一个晚上我无端端地想到十一年前给森穆逊吓个半死的尴尬，认为如果再讲我会是潇洒的。《经济解释》的完工使我感到有自己的层面，有自己的境界，可以有恃无恐。那时我六十七岁了。

几天前萧满章传来森穆逊最近的一篇专栏，其中提到中国。这一趟轮到他怕（一笑）。这两年中国本身的发展其实不好，但金融风暴对中国的祸害，虽然明显，却没有先进之邦那么大。这使西方的经济学者纷纷对中国在国际上的等级排列改观。森穆逊认为在不太长远的将来，领导世界经济美国可能要退居次要的位置，在中国之后，于是建议他认为属一等的奥巴马人马作点准备。这点我不同意：中国的学术与知识水平跟美国还相差甚远，要赶上遥遥无期。历史的经验说，学术水平不足是无从领导世界的。差一点可以，差太多不成。昔日小小的英国，雄视地球逾百年，学术水平了不起是主要原因。这些年我对中国的高级教育发展很失望。

森穆逊提到，在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走上保护主义的路。我认为如果奥巴马的政策成员真的有森氏说的水平，保护主义是不会出现的。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与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开放而又满是廉价劳工的发展中国家无数，在产品的成本上这些国家与先进之邦出现了一个差距很大的断层，「保护」对成本高的国家会带来灾难性的发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约束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进口商会转到印度等地方购买，就是对所有国家封杀也不容易找到投资者在美国设厂制造玩具。这是说，今天，保护主义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国际要全面，制造品也要全面。这样一来，美国的物价大幅上升不会被消费者接受。

我认为先进之邦是做梦做得太久了。工会的势力没有明显地减弱，而美国还打算今年七月再提升最低工资。二十年来，我眼白白地见到美国的电视、音响、冰箱、计算机、钢琴、成衣、洗衣机等，逐步在国际市场上消失。这几年轮到汽车，飞机的不吉日子恐怕不会太远吧。长此下去，先进之邦的学术高士与科技专材也会大量外流。解散工会及撤销最低工资是政治上行不通的好路向，但我还是认为先进之邦真的要考虑在制造业这方面他们需要这样做。

森氏最关心的一点，我有同感的，是美元的前景不妥。如果美元暴跌，中国会首当其冲地受害。北京的朋友要怎样应对我写过了，不再说。我认为目前美元还算稳定，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胀搞不上去。

佛利民的货币理论奇怪地遇到一个大麻烦。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后，联储局反应快，胆够大，把银根（monetary base）推得垂直上升，其升幅之高，之快，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相近的也没有。但币量的升幅不怎么样，而消费的升幅是更慢了。看不到有什么「流动性陷阱」，只是银行不大愿意借钱，借贷利率跌得少。我曾经以讯息费用作解释。这是说，金融危机出现后，银行变为惊弓之鸟，借钱倍加谨慎，在此同时，顾客还钱的本领的讯息困难及抵押品的市值的讯息困难是增加了。这解释有经济内容，但在细节上的变化不容易拿得准。很不幸，目前的联储局走上了商业借贷的路。逼于无奈，但长此下去会是灾难性。

我认为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胀率，对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会有很大的帮助。最近的数据显示，通胀推不上去。另一方面，银根升得那么高，长此下去，急剧的通胀早晚会出现。联储局能否及时约束是重要的考验了。今天我认为，通胀对银根暴升的反应沙石愈多，到通胀明显地出现时，能成功地及时约束愈困难。我们因而不能排除恶性通胀，甚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有机会在美国出现。这会是很大的不幸，因为美元与美国债券一定会暴跌。

几天前，联储前副主席Alan S. Blinder教授发表文章，认为未来两年美国不会有通胀，甚至可能有通缩。他聪明地以不同性质的美国债券的孳息利率作比较，认为市场的通胀预期是很低的。然而，追查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验，大家会知道市场的通胀预期可以在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急变，而孳息率的高企甚至上升可以相当持久地与货币量的收缩及通胀率的下降脱节的。当年在美国债券市场上输钱的经济学者无数。另一方面，美元可以因为外围的因素而大跌，而这大跌会促使美国的通胀急升。无锚货币（fiat money）是非常头痛的货币制度。在时间上通胀的调控很难拿得准，何况这次金融危机的性质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是的，在最近一片对美国审慎乐观的声浪中，我不敢看好。那里的情况变得太复杂，太混乱。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的经济制度开始恶化。

今年一月六日我发表《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指出有宏观派，有货币派，也有区区在下的微观派。跟着一月十三日我给货币派六个月的时间发挥。今天六个月的期限快到了。看来佛老的货币观是要修改一下的。

上海 Jason 问：

近两年国内有恢复繁体字的呼声。恢复繁体字的成本是否因计算机的普及而减少？

答：

简体字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用简体字不能写书法。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懂繁体字，中国独有的重要艺术就会失传。我们知道，有些简体字是从中国的草书变化出来的，但大部分不是。在中国的书法里，行草混合是很普及的。唐代的孙过庭说得清楚：“草歪使转，不能成字。”所以写草书时不能用简体字。在这一点上，简体字是不可以在书法上运用的。毛泽东曾在他的上佳书法里使用过一两个简体字，但这一两个字他写的是行书，不是草书。如果没有了繁体字与草书的传统，就写不出书法。

第二个困难是我发现简体字比繁体字少很多。一般没有困难，但需要使用多字写文章，或者是写中国的旧诗词，简体字是有麻烦的。比如说“面部”的“面”与“面食”的“面”在简体里是同字。大字典里有很多繁体字是极少或完全不使用的，据几十年前的一份研究所示，这些大多是别字。另一方面，简体字严格而言是不够用。繁体字中用不着的字废除容易，但简体字数量不足却很难增补。

据我的理解，简体字可以打字很快，也能够经由电脑转换成繁体。而中国文字传统上的弱点是无法打字，但现在有了电脑的协助，中文在世界上成为国际语言就容易多了。中文基本上是很好的语言。但我担心的问题是，若现在转回繁体字，外国人可能很难学习。而另一个困难是，改到半途的时候简繁并用，变成不可取的问题。所以该不该改，我觉得是改也头痛，不改也头痛。

最后，我个人是反对用电脑写文章的。电脑是无脑的，不可能写出一个苏东坡来，也不可能写出一个张五常来。

已故的海耶克一九八八年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Fatal Conceit》的书——中译《致命的自负》——其中一个要点说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官员以为在没有足够的讯息及赏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产品定价，指导市场。顾题思意，这是「自负」，对经济会带来「致命」之伤。

今年六月十四日，贝加（Gary Becker）在他的博客以同一题目为文，指责奥巴马及他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犯上相同的「自负」行为，试图左右数以百计的企业高职人员的薪酬。凡是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大机构，例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AIG、通用汽车等，其高职行政人员的薪酬与花红等要由政府委任的一个「沙皇」拍板决定，而拍板后是不能上诉更改的。

这就带来一个似浅实深的话题︰政府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我想知道读者怎样看。不要读下去，把自己的答案先写下来才读，你可能发觉你的想法跟我的很不一样。

首先要说的，是通用汽车已成国企，既为国企，政府要怎样处理职员薪酬是政府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对。政府应不应该把通用收归国有是另一回事，但米已成炊，市场的薪酬只能用作参考，仅此而已。AIG的性质略为不同，但我也看不到政府左右薪酬有什么不妥。这家庞大的企业面对破产，无可救药，生意暴跌，政府挽救接管。不难想象，政府不左右薪酬是难以止血的。美银、花旗及其它接受政府资助的大机构怎样看呢？政府大手资助，某些获助的机构出现了大派花红的例子，也不难想象，政府不管，资助的钱很容易花清光！我不知道政府有否事先言明︰向我借钱资助我要管你们的薪酬。如果言明，政府跟着左右薪酬理所当然。如果没有，但政府见受助者大手花钱，借出去的可能输清光，左右薪酬有点不对，但可以理解。政府是为了自保，说不上是自负，不管薪酬，获「致命」伤的可能是政府。

面对可能破产倒闭的企业，或大或小，好些时的确有点乱来的意向。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效应，政府资助出现了一些乱来的行为，但我欣赏的是大部分遇上财政困难的企业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政府应否资助是不容易决定的。我认为除了银行政府不应该挽救。一位货币大师认为银行也不应该挽救。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及专家今天认为政府当时（去年九月）应该挽救雷曼兄弟。是复杂的问题，我不知细节，就是知道也不一定有答案。我的观点是，既然政府出手挽救，耗资甚巨，为了自保，左右被救的企业的某些职位的薪酬，算不上是海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

海耶克大战奥巴马，战到此间，奥巴马胜。当然，海耶克是不会同意政府出手挽救企业的，但这是另一回事。

写到这里，困扰我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这就是金融的专业或行政人员的收入非常高，究竟值不值那么多钱呢？就是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该约束或管制他们的收入吗？这些问题由我这个教授提出，读者可能以为我发了神经。无可置疑，金融行业的收入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市场说值那么多钱，海耶克不可能错。然而，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森穆逊写的专栏，简直破口大骂。森氏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者，平生作出的贡献无数，也是个深知市场运作的大师人物。他认为十多年来金融专业的收入上升了不知多少倍，近于发神经，不成理，言下之意是政府早应考虑干预。也是去年，我读到一份报告，说有些出道不久的金融「天才」，几分钟赚佣金五万美元也嫌少！不知读者怎样看这个问题。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收入，怎可以是「过高」的呢？

金融这门专业学问起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我当时有染指。主要是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加上风险，其后转到芝加哥及麻省理工等大学发扬。因为收入比较高，从经济学转到金融学的研究生不少。这是指在美国兴起的金融学，与当时的老一套的英国传统的金融学是不同的。一九八二年起我到香港大学主事那里的经济系，跟着发展为经济金融学院，经验上我遇到一个大难题。论求学的难度，经济与金融差不多，而到了研究院，从经济转读金融不会有困难。然而，起码有十多年的时间，从国际的市场看，大学聘请一个初出道的金融学博士的薪酬，要比一个经济学博士的高出一倍！香港大学不同学系的薪酬是划一的，所以金融学不容易搞上去。当时我们逼着起用经济老师教金融，没有困难，因为金融学的基础文献一律出自经济学者之手。

为什么金融博士的出道薪酬会比经济的高出那么多呢？事实上，有一段长时期，金融专业的收入冠于所有行业，比医生还要高。当时我的解释，今天回顾没有错，是大学之外的市场对金融专业人材的需求很大，而这需求不断上升。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的学生没有大部分转到金融那边去，可能因为经济学的趣味性比较高，也可能因为恐怕金融市场的需求增加会缓慢下来。

我要到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知道，美国的借贷量十多年上升了三倍！这惊人的升幅显然是由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及保险安排的发明促成的。这个迅速的发展，加上分红制度很自然地在金融市场流行，金融专材的收入动不动每年逾美元百万。算不算是过高呢？政府要不要管？经济学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是市场的运作使然。

问题是，不管好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由无数衍生工具组合而成的金融制度是伟大的发明，给美国带来繁荣，但到头来从效果衡量，这制度奇劣无比。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任何制度，可以在几个月之内使整个地球输那么多的钱！事实上，这些年整个金融行业赚得的高收入，全部回吐也不能填补一小部分的损失。是艰深难明的制度：股神毕菲特早就说这制度会带来灾难，但事到临头他自己还是中了大计。我呢？当然更不懂，但还是认为去年十月十七发表的《浮沙指数：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借贷与抵押的比例不应该高于一，而美国的新潮金融制度把这指数弄得远高于一。另一方面，我认为金融借贷与保险合约的纵横织合是愚蠢的安排。

这里的重点问题是：如果美国的金融制度是纯由市场自由发挥地搞起来的，市场难辞其咎：海耶克会一铺输清光。但明显地，美国的金融制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杰作。政府的管制法例不少；评级机构是得到政府认许的；格林斯潘主席联储局时，几次赞赏美国的金融制度！我历来欣赏的格老，当时被奉若神明。

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加起来的混合制度容易闯祸，不少经济学者指出过，只是没有谁想到会闯出那么大的祸。这制度的深不可测使我无从判断，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不应该左右金融专家们的收入。一个近于肯定的看法，如果政府早就约束这收入——不容易说得通——美国的金融行业不会发展得那么疯狂，为祸也因而不会是那么严重了。这可能是森穆逊去年的直觉吧。

广告一则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六月下旬出版，精装，书厚四百多页，书价港币一百二十，订购有作者签名，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八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大陆有关部门在探讨征收物业税的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发表《奥巴马与通用汽车》，说曾经是美国光辉的通用汽车可能是奥巴马上任作总统后第一件要处理的头痛大事。这个总统不易做，要处理的头痛事项多得很。通用汽车呢？最近有了定案。选择不多，但在几个可能的结局中，这次定下来的应该是最差的选择。

通用汽车出现了难以解救的财政问题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会势力大，工资太高，通用累积了多年的租值被蚕食殆尽，不容易经得起经济波动的风风雨雨。另一方面，这些年发展中国家冒升得快，工资低很多很多，而这些国家产出的汽车质量直线上升，快得近于离奇。

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带来金融震撼，算是价高的耐用品的汽车首当其冲地受损，通用守不住是意中事。最明确的适当处理，美国的学者专家不少支持的，是让通用申请破产，重组债务，因而可以有力地说服工会让步。没有走这一着，换来的是政府资助二百亿美元。不容易明白这个选择。知情的专家认为这资助只是担沙填海，购买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起死回生的机会近于零。

通用终于破产了。债主先分，资不抵债，股票的持有者所获是零。报道说，债主分股权，美国政府占百分之六十，加拿大政府占百分之十五，工会占百分之十五，余下来是通用债券的持有者，占百分之十。报道又说，美国政府打算再投入三百亿美元于通用，希望有生机，之后或有机会把股权再在市场出售，有朝一日可以摆脱通用成为国营企业的困境。

作为外人，也不是汽车专家，我看不到这是解拆的好方法。首先是政府再投入三百亿，要怎样放进去呢？政府之外的股权持有者多半不愿意再注资。工会大幅地让步有助，但成功机会不大。由政府独自注资，没有抵押纳税人会吵起来。于是，一个可能的结局是不出钱注资的放弃股权。这样，整间通用可能成为国有。

其次，我不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通用的股票可以在市场有价。今天没有，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通用要回复到有钱赚的时光才可以考虑把股票试之于市。再其次，就算工会大幅让步，有钱赚的日子遥遥无期。这是因为购买汽车的消费者，不少会因为通用是国营而选购其它牌子。这是中国的经验，前车可不鉴乎？

一个基本的困难，是美国从来没有尝试过国营企业，不知道目前通用汽车走上的路没有生机。三十多年前英国戴卓尔夫人与国企斗法的经历可见经传，但我认为中国的经验最具说服力。让我大略地说说吧。

国企要在一个市场经济持久地生存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政府授予垄断权的保护；其二是产品或服务的性质不着重于变化。在中国，石油、通讯、火车等是例子。没有垄断保护，在竞争下国企容易亏蚀，而变化多的产品或服务，国企与私营竞争一般经不起三招两式。

汽车这个行业，在福特产出Model-T的初期，是代步工具，但求耐用可靠，成本相宜。后来这大有名堂的品牌，因为变化跟不上潮流而差不多使福特破产。今天的汽车行业是另一回事：购买汽车的人视之为一种消费品，重视款式，讲究品味，考虑舒适，研究功能，而多多少少「派头」总要顾及一下。四十年前日本开始发难，为了争取市场他们逐步把汽车造得应有尽有。到了今天，坐进一部档次高的，你会察觉机关无数：音响与空调的讲究，冰箱与影视的和谐，座位与按摩的舒适，导航与提示的巧妙，等等，二十年前皆无法想象。

变化多而又需要年年更新的产品，或者是些什么名牌货式，以国企从事不可以在市场生存，是经验的规律。这是个很不容易解释的现象。一般人的想法，是需要不断地精益求精的产品，政府作老板无法办到。可能对，应该对，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问题不简单，因为今天不少善于产出高档消费品的企业，是上市公司，老板是数之不尽的股票持有者，其形式是「公有」，与国企属「公有」没有两样。但为什么国企与非国企的操作表现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中国的发展，这问题我想了很久。无疑是监管与消费者的意向讯息出现了困难，但为什么国企不能解决呢？答案有几方面，有不重要与重要之分。有关，但不大重要的，是国企的弹性不够：经理与员工的薪酬通常有硬性的方程式，炒鱿比较困难，工会对抗较易，消费者的意欲转变知得及接受得比较慢。这些都对，但原则上国企的设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企无从解决的困难，最重要的，只一项。那就是没有足够的股民可以在市场把国企的股票沽得叫救命！缺少了这一项，国企的监管衡量与前景预期就缺少了市场惩罚作为最有效能的约束准则。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对我说：「一个人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决策错了，市价下跌，或要亏蚀，是市场给错误决策的惩罚。市场是一个不要求认错但会惩罚错失的地方。」

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朋友考虑要把某些国企的小部分股权供之于市，问我意见。我回应说：「如果民间持有某国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国企可能称不上是国企。但国家究竟持有股权多少不是重心问题。重心问题是民间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够可以随时把国企的股价在市场沽得七零八落！」

回头说美国的通用汽车，转为国企已成定局。很明显地，在可见的将来通用不会有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可靠的监管或衡量操作表现的准则。赚钱不一定做得对，亏蚀不一定代表着失败。连年亏蚀的私营企业有股价急升的实例，而赚钱企业的股价可以跌得头破血流。股价是由市场对企业的前景预期决定的。企业本身的操作如何，产品的销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没有识者知道，而这些识者的行动会导致市场的股价作出很快的反应。不一定对，但市场的运作就是这样。市场传达讯息；市场惩罚失败。你改不改？

没有股价变动的指引，是通用汽车难以监管的核心困难。要不断地亏蚀一段长时期是大家的意中事。这就带来另一个尴尬问题。作为一间制造企业，今天的通用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间庞大国企。不止此也。通用曾经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地球的一个主角。如今收归国有，政府怎可以让他们拥有的通用倒闭关门呢？政府不断资助，亏蚀绵绵无尽期，政府的颜面要怎样看才对？

日本科技发达产品附加值高，居民的消费又很高，可为什么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答：

很简短的回应就够了。日本像中国那样，出口是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像中国，日本的产品远为高档，也远为耐用。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因为举世都为养老着想，档次较高或耐用的物品，需求下降较多。

有如下的情况：要买新电视的，过一两年才买了。要换新车的，推迟三几年才换了。要买高档次相机的，减一下档次吧。这样的情况，日本会受到较大的伤害。

自己不满意，因为论点过于零散，没有一般性的理论架构，无从肯定地为中国的医改提供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大方向。这次在医院苦思几天，时来运到，想出中国医改的重点所在。写出来再给读者们吵一次吧。

我想到的重点，重要的，是史密斯（国内称斯密）一七七六的巨著起笔时分析的造针工厂。在人类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巨著中，史前辈起笔二话不说，只谈那造针工厂，可见他对这例子的重视。他在工厂的现场观察，意识到如果每个工人各自制造，每人每天产出一支针也不容易。但他见到的是每个工人只集中于制造针的一小部分，分工合作，针的产量于是急升，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上升了数百倍。我曾经为这个观点加上科技的引进，推到其它例子去，得到的结论，是专业的分工合作可以把个人的平均产量提升逾万倍。这也是说，分工合作可以把生产的成本减低无数倍。

这就带来史前辈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格言：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劳力分工是被市场的广阔度约束着）。作学生时，这格言是否真理吵过好一阵，结论是大致上对。分工合作无疑可以大幅度地减低产出成本，而分工就是专业化，这专业可以化为产品中很微小的一部分。愈是分得细微，平均产出成本愈低，但如果市场不够大，这专业分工的安排就难以推广，也即是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了。

中国今天的医疗市场无疑是地球上最大的。不仅人多病多，而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出得起一点求医的钱。不可以出很多钱，但三几十元治疗一个普通的病他们出得起。如果中国的医疗制度是按着史密斯的格言走，让市场的大小决定医疗分工的广阔度，治病的成本可以减得很低，比任何其它国家低很多。这就是中国医改的最佳路向了。不可能错，可惜目前北京不这样走。

在国内医院的几天，我首先察觉到的，是他们的专业分工安排比香港及西方的分化得厉害。这显然是因为病人太多，不专业分工无从处理。他们的制度缺点多，要改，而从本文的主题看，主要的困难是公非公、私非私，没有好好地利用市场的机制来决定医疗专业分化的安排。他们的分工安排有政治的成分，有权力操控的成分，有利益团体分饼仔的成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撇开了这些利益问题，纯由市场决定专业分工，他们每组医护成员的收入会上升。收入的高下排列或会变动，但所有医护成员的收入会上升是可以肯定的。

用一个实例解释吧。我进的医院每天门诊一万二千人，属天文数字。有人在晚上睡在医院门口替病人排队轮挂号，天气好收费大约人民币十五元。加上其它挤迫费用，一个病人的门诊争位费加起来二、三十元。挂号费另计，其实是诊金，从四元至三百元不等，要看病情及治者的身价而定。医药也是另计的。除了门诊的排队时间及挤迫费用二、三十元之外，有一个行业叫「医托」，那是有人替病人找医生或介绍医生，都是指院内的医生。也有一个行业叫「医闹」，那是搞事的，希望以投诉或游行等闹事方法从中取利。

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一篇今天愈来愈受到重视的文章，题为《价格管制理论》。其中的要点说，如果权利界定出现了问题，或价格受到管制，租值消散的浪费行为一定会出现。上文提到露宿及挤迫费用、医托费用、医闹费用，等等，都代表着租值消散，在一个以市场运作为依归的医疗制度是不会出现的。

是的，如果资历足够的医生可以在市场自由挂牌行医，上述的租值消散或可够付诊金而有余！目前国内的情况，自由挂牌行医，一个普通的病，诊金二、三十加药费应该足够，而绝大部分的病是不需要到医院去的。我不是专家，无从判断挂牌的医生要怎样专业分化才对，但这种判断市场会懂得怎样安排。此外，化验室要怎样专业分类，什么超声波、计算机扫描要怎样分类，「睇片」是否用得着医生之外的专业睇手，只要政府容许资历足够的各专其业，市场不可能不懂得怎样安排。个人认为国内的医疗市场大得离奇，按着市场竞争与市价运作的指引，那里的医疗行业的专业分化会达到的广阔度，地球没有出现过。局限不同，制度的安排应该有别——这是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内提出的重要观点了。

政府什么也不要管吗？不是的，政府还要做的项目多得很。我要重复此前说过的：医疗行业的一个大麻烦，是求医的人往往不知道购买的是些什么。鱼目大可混珠，浪得虚名之辈历来不少。在权利与责任界定这重要话题上，政府的工作重要。但他们要懂得分辨哪些工作他们要做，哪些应由市场处理。原则上，这分辨不难，只是做起来，政府的官员会因为自己的权力与利益，漠视了社会整体的需要。因为这一点，我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前途不看好。鱼目既然容易混珠，混水摸鱼的行为容易产生。

从医术知识那方面衡量，这些年国内的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而我见到的几位护理人员，水平胜于西方的——可能被挑选过吧。要投诉是医院的建筑物太不成话。北京推出不知多少个万亿「救市」，救救医院的建筑物不是远为上算吗？尤其是拨出土地的安排，市场不容易处理。

写到这里，我要向同学们推荐好友R. Kessel（七五年谢世）的一篇重要文章。那是一九五八年发表的《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医疗的价格分歧》）。该年戴维德推出《法律与经济学报》，把该文放在卷首。当年在美国，同样的病，较为富有的人付较高的费用。是否价格分歧有疑问，因为富有的人受到的待遇是较佳的。我不反对多收富人的钱来帮补一下穷人的不足处，但推荐Kessel 的经典好文，是要向同学们示范上佳的经济研究应该那样做才对，而这样的经济研究今天不复存在了。中国要真正地搞好医改，同学们要多下工夫吧。

广告一则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六月下旬出版，精装，书厚近四百页，书价港币一百二十，订购有作者签名，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八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请问教授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慈善事业？ 

答：

做慈善事业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可以减税，其实是政府利用减税的手法来鼓励慈善。有些慈善事业是挂慈善之名而取利，正所谓“挂羊头卖狗肉”，例子不好说出来。有些人是利用捐钱的方法来求名的。不能批评，因为钱真的是捐出去了。我个人欣赏邵逸夫这种人。今天国内的大学到处都可以见到以邵氏为名的建筑物。虽然有求名的味道，但捐出那么多钱，不容易。我自己偶尔也捐钱，但不喜欢用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个人的品味使然。

我认为，捐钱的一个主要动力，是捐钱本身是一种消费。我们看电影或旅游是一种享受，而捐钱协助一些自己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往往有一点痛快感。

几年前在杭州，深夜晚上，在街头，我见到好几个老妇人行乞。我站在那里每人给十元，跟着而来的妇人增加，我仍是每人给十元。一位在旁的朋友试行劝止，说这样做再多钱也不够。我反对，说写两篇文章的稿酬向每个行乞的老人每人派十元派一年也派不完。因我不喜欢跑街，不容易遇上。我只是想，每人十元可吃一顿暖饭。我自己的感受不错，所以算是消费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捐钱的行为可以起于好几方面：减税、图利、求名、消费享受。因为有好几方面的意图，经济分析就增加了复杂性，但可取的经济分析还是不困难的。困难是，资料数据不容易获得。很多人捐钱不愿意出名字，有不少人捐了钱但不要让外人知道。近于无从解决的困难，是有些捐钱的数字很明显是刻意地夸张了；但有些捐钱是秘密从事的，我们无从知道。所以我们能见到捐钱数字，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

话说深圳某商场有间海鲜酒家，称燕来居，名字与我有关，而设计的品味也由我作主。我这个年纪对生意没有兴趣，但还是要像年轻时那样，好玩的总想玩一下。深圳的燕来居以中国的文化为主题，提供的是我从小爱吃的广东菜。风水不灵，该高雅的商场八成满后，不知怎的差不多所有租客都跑掉，什么广告云云，不说算了。

故事要从「燕来居」这个名字说起。两年前我想到这个名字，不打算采用，但后来一位朋友竟然推荐同一名字，那么巧，就决定采用了。说跟我有关，因为我母亲的名字是苏燕琦，父亲的名字是张文来，前「燕」后「来」，取名燕来居有点意思。英文名字称什么呢？灵机一触，我想到Capistrano，是再适当不过的「翻译」了。在燕来居酒家的菜牌上我写下了这样的解释：

「美国加州南部有一个小镇，名Capistrano，很小的，镇内有一间教堂，很旧的。百多年前发现，每年三月十九日燕子一定飞到该教堂，勾留几个月，又再飞去了。这个三月十九燕子归来的习惯据说起码有几百年，而多年以来，每当该教堂见到第一只燕子回归，就敲响钟声，而钟声一响，整个小镇就大事庆祝好几天，游客云集。很多年前，有人写了一首题为When the Swallows Come Back to Capistrano的歌，今天不少人还在唱。

「那些燕子来自阿根廷，每年从二月十八起飞，飞三十天，在 二千英尺以上的高空飞七千五百英里。这个大自然的现象没有谁可以解释，可见造物者远超世俗。

「宋人晏同叔的《浣溪沙》词是这样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话分两头。江苏有一处叫金湖的地方，其中有一处叫荷花荡，有荷塘万亩，据说是地球荷花最多的地方。六年前我到过，见而喜之，五年前再去，摄影两个早上，出版了《荷乡掠影》那本摄影集。我热爱田园，在荷花荡承包了一些鱼塘，一些荷塘，后来又在那里购得一小块绝无仅有的陆地，希望在那里筑小房子，偶尔过一下陶渊明的生活。

头痛的问题来了。朋友希望我能安排一点小投资，带动一下荷花荡的可能发展的旅游业。大家想到建造一间只几个房间的小宾馆，成本看来不高。看错了。我这个人不能接受不舒适的居所，于是成本直线上升。读者要知道，荷花荡这个地方虽然风景幽美，但每年除了荷花盛放的季节，四顾无人，一些散落的农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几个月前我对那里的朋友说：平生为了好玩屡作要亏蚀的小投资，但荷花荡的小宾馆的投资不算小，加上要雇用人手，亏蚀可以肯定，而每年我只能抽空到那里三几天，玩意是玩得太贵了。

这一次，风水有灵，荷花荡的投资一下子变为有机会赚点钱！我赌读者怎样也猜不中。分点教你怎样赚钱吧。

一、六年前承包鱼塘之际，鱼的批发价约二元五角一斤，请人饲养一定亏蚀。今天批发每斤八元，算盘打得过。

二、不知是谁几年前的发明，在荷塘饲养大闸蟹可与植藕共存，互不干扰，于是把小蟹苗放进荷塘去。

三、金湖一带盛产小龙虾，产量冠于天下。这种小龙虾肉少，我不认为好吃。但说不得笑，这是大名鼎鼎的crayfish，在美国被视为珍贵食品，六年前金湖的小龙虾批发一至两元一斤，今天市场需求庞大，是十元以上了。

奇迹开始出现。我们把小龙虾的苗放进一个荷塘饲养，也是聪明的农民的发明。效果好得离奇，养大的小龙虾呈碧绿色，是顶级精品，商人抢购，出价每斤二十元。不少农民也在荷塘养小龙虾，但我们的产量特别多，也特别精，农民皆啧啧称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依照农民的方法，是五月小龙虾收成后，落药物杀掉余下的，培植莲藕，到九月莲藕收成后，再饲养龙虾。我见该塘是龙虾神塘，为恐杀掉龙虾的药物会影响该塘的生态环境，立刻禁止。算盘说，要龙虾不要莲藕。

四、最神奇的故事你道是什么？你不可能猜中。正在装修的荷花荡的小宾馆，两个月前有燕子飞来筑巢，而且愈来愈多，多到妨碍着装修工程。想到Capistrano的世界知名的典故，我立刻禁止损害任何燕子，燕巢一个不许动——燕子的光临有季节性，不久后会离开。牠们选择栖身的建筑物有偏爱，只有上帝才知道牠们怎样选，很可能明年会再来，有可能像Capistrano的教堂那样，今后数百年每年会准时回归。难道Capistrano的举世知名的燕子奇迹会在神州大地的荷花荡重演吗？机会恐怕不大，可能性存在。

荷花荡那间宾馆原本定名「听荷居」，我们立刻改为「燕来居」。与深圳的酒家同名，但风水有别也。老人家的生意眼立刻发亮。如果燕子回归两三年，我会在宾馆顶上建一小钟亭，不用西方教堂的钟，用中国的古式寺钟，张继写「夜半钟声到客船」那种，每年见第一只燕子回归就敲响钟声，然后大排筵席，让邻近的农民免费地吃个饱。此法一行，传了开去，游客生意滔滔可以断言吧。我会说服有关人士，如果因为燕子赏面年年回归，使荷花荡的燕来居赚到钱，要全部捐出去给邻近农家的孩子们，为教育用途也。燕子协助教育孩子，不是很有意思吗？

写到这里，我想到某些事，某些情，也想到燕子，不由得想到苏子的《蝶恋花》。词好，是天才之笔：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小；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广告一则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六月下旬出版，精装，书厚近四百页，书价港币一百二十，订购有作者签名，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八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