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行：交流篇（下）（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续前）

8、货币供应量

24日晚上聊天的时候，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话题，尤其是此前的下午与晚饭期间，主要都是与年轻人交流，吴鲜平作为负责人，为了让年轻一辈多些机会，他自己却一直只是在旁相陪，没有提问。这时我便主动对他说：“他们都问得差不多了，该到你了吧？”于是那晚上的聊天，主要就是回答他的问题。

吴鲜平先是问了几个关于《经济解释》中的细节，然后很快就转到他专业所在的货币理论之上。我觉得他跟我聊起的关于货币的话题都很重要，值得一一记述下来。

先是，他提到张五常教授在文章里说过，银根而非M2是央行应该控制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教授的那篇文章里罗列了中国近年来银根增长的数据，那其实是我给他从人民银行的网页上找来的数据，并作了计算之后提供给他的。吴鲜平说，他看了那篇文章之后，也跟着去找来有关的数据重做了一次，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M2的增长率虽然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有很大的波动，但CI（货币发行量，即央行印出来的钞票数量，这个数字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可以找到，与M0的数字略有出入。M0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与CI的区别应该是在于CI中肯定会有部分是银行的库存现金，扣除那部分之后才是流通中的M0）的增长率却是相对较为稳定，而去年以来呈现略有下降之势，这与同一时期的M2的增长率受央行推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大幅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吴鲜平还发现，这CI若有所波动，往往是CG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的先行指标，即比CGPI提前半年变动。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关于CI增长率变动的陈述有一个直觉的解释，就是去年以来CI增长率下降，会否是受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主张央行控制钞票增长率的影响。但再听下去，吴鲜平又提到教授之前有一篇名为《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的文章，里面引述到汤姆逊提供的一个信息，是美国的M1虽然上升了，但M0却是下跌的。这种现象似乎跟他发现的中国的CI与M2的变动不一致类似。

听到此处，我忽然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CI或M0很可能是一个客观地反映经济状况变动所相应需要的货币量变动，不是央行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去主观地改变的东西。一个经济体如果在增长，即实物经济中商品的数量或质量提升了，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支持交易的进行，这种货币量的增长是不会跟实物经济脱节的，不会引起通货膨胀。CI或M0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货币量，经济有增长，对货币量的需求就自然地增长，所以吴鲜平观察到CI的增长率是较为平稳的。而去年以来略有下降，不正是反映了去年以来经济有所收缩的事实吗？而M2的数量却是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果，央行可以不管经济现状而强行大幅提高货币供应量（通过信贷扩张在相同的货币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存款货币），但如果经济的客观现状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货币，那么M2虽然是增加了，但真正被人们使用起来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感到吴鲜平这一观察很重要，便在从自贡回来后教授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事跟他说了。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关于CI是一个客观反映经济增长、而不受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观取向影响的猜测抱谨慎的态度。他说，按理说央行是可以主动地多印钞票来影响这个CI的数量的。但我说，如果经济体内的经济活动确实并不需要那么多货币，那很可能即使央行把钞票印出来了投进市场，人们仍然不会积极地把这些货币用于实物经济的活动，而可能又把它们存回到银行里去，钞票就只是躺在银行的库存里睡觉。所以强行逆经济现状而行的货币政策未必能真正地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如果我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更准确地客观反映经济现状的货币量应该还是M0（即从CI的数字中扣除了躺在银行库存里睡觉的钞票量）。事实上，《汤姆逊》一文中汤姆逊提供的信息确实就是，虽然银根（钞票量，应该就是相当于这里所说的CI）和M2都增长了，但M0还是下跌的。

9、存贷利差是交易费用吗？

吴鲜平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存贷利差的。他说，张五常教授曾在文章里指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反映的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但他对此感到有些疑惑。由于中国的存款利率是受管制的，可能受到扭曲，不便用来反映纯利率（即扣除了风险因素之后、纯粹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利率），于是他选择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来大致地反映纯利率的水平。但他发现这个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

我问他，中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不受管制的吗？他回答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充分的竞争的，因为这个市场的规模很大，单家金融机构不能左右其利率的变动。而除非是为了搞宏观调控，央行对这个市场也甚少干预。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应该是反映纯利率的一个比较好的标志。至于它跟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存款利率受管制的缘故。不妨可以找香港这种没有利率管制的市场来作对比，看那里的同业拆借利率是否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一致。通常来说，同业拆借利率应该与存款利率的变动大致一样，但有两个因素会导致它们二者有所分离。一个因素，是存款利率即使没有管制的因素，也会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便像同业拆借利率那样随时变动（因为存款利率面向储户，经常变动存款利率，会让储户觉得无所适从，因此存款利率在一段时期之内需要相对稳定，也就是存在着所谓的“价格粘性”，其实这是因为存在着交易费用的缘故）。另一个因素，是香港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制，如果遇上像97金融风暴那样有炒家刻意地殂击港币，大量借入港币抛空的话，就会因为一时的供求失衡导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大幅上升，明显地与存款利率脱节。但这是由于人们对于港币是否能守得住而感到疑惑的反映，也就是信息费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大幅上升了，因此这时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扩大反映的是信息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不能再把这时的同业拆借利率看成是不含交易费用因素的纯利率。

吴鲜平经过一番思考，也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他说，当银行需要一笔资金的时候，它可以选择从存款储户那里拿到这笔钱，也可以选择从同业拆借市场上借入这笔钱，因此存款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是互为对方的机会成本。

10、币值上升与通缩的关系

吴鲜平还问了另一个与汇率有关的问题。他说，张五常教授曾说，币值上升会导致通缩，这个推理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不是很明白。我说，这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不是张教授提出的什么新观点。一国货币对内通胀，就是对外贬值；反之，对内通缩，就是对外升值。这是同一回事来的。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这个问题，我更进一步地举了个数字例子来作示范。例如一国有100单位的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这样该国的物价水平就是平均1单位货币购买1单位商品。假设这就是人民币吧，对外币——例如美元——的汇率也是1比1，这时美元的发行量应该也是100单位。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例如现在是1元人民币兑2个美元。若美元的币值是稳定的，即100美元仍能购买那100单位商品，那么相对来说，50单位的人民币就已经能把那100单位的商品买下来，这时显示出来的以人民币标价的物价就是0.5元，也就是发生通缩了。简而言之，国内的物价水平（通胀情况）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汇率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外国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都是交换比率，所以本质是同一件事。

吴鲜平又问，那这是不是就是教授所说的通胀（或通缩）与物价上升（或物价下降）不是同一回事的区别？

我说，也不是这样。还是看刚才的例子，我们是假设了币值稳定的是美元，是人民币升值了。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了？在上述的条件下，原因一定是因为央行收回了一半的人民币，使市场上人民币的数量从100单位减少为50单位，所以才会出现一单位商品只值0.5单位的人民币的情况。这种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物价的变动就是通胀或通缩。这就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那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与实物经济的变动没有关系。

但是，物价变动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一种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还是刚才的例子。这个经济体内有100单位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就是1。如果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多发了货币，增加为2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会上升为2，这是通胀。但如果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变化，而是因为商品的质量上升了，这等同是现在的商品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商品，商品的属性都发生变化了，那它的价格当然是要跟着变化的。商品质量上升，它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这时的物价上升根本不是由于多发了货币而导致的，怎么能算是通胀呢？这种质量上升所带来的物价上升，反映的是实物经济的实质性增长，我们应该是感到高兴才对的，怎么反而要以货币政策来压制它呢？所以现行的物价指数无法反映质量的变动，把一切的物价变动都归为通胀因素，是有很大的偏差的，是夸大了通胀的。

由此上述的分析，又可以引申出两个话题。其一是上一轮的所谓通胀，张五常教授认为不是通胀，因为分析CPI的结构，会发现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扣除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之后，其它领域的产品的价格水平是相当平稳，甚至有些是有所下降的。这说明那所谓的通胀，其实是农产品对其它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因为如果是通胀，那是货币供应量普遍地增加，会普遍地影响所有商品，应该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普遍上涨的。而不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应该去压制的，否则那就成了物价管制了。因此，见到CPI上升就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通胀，犯错的机会是很多的。

另一个可以引申出来的话题，是教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国的宏观调控》中提到的，即如果是由于美元供应量大增导致美元币值下降，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升，这是中国控制不了的物价上升，中国不该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失控而导致的通胀，自然是不该运用货币政策去调控的。还是继续用前面的例子吧。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1:1上升为1:2，但原因不是人民币的供应量变动，而是美元增加了供应量，使美元贬值了。也就是说，人民币的供应量还是100单位，国内还是有100单位的商品，那么物价水平是不变的，只是美元的供应量现在是200了，变成每单位商品的美元价格是2美元，看起来是物价上升，但这跟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很多商品（主要就是原材料）是要从国外进口的，美元又是国际通用的标价货币，会导致这类商品的价格传递信息失真，进而导致物价指数失真。所以教授才主张要计算一个剔除这些因素（类似于输入性通胀）的通胀率。事实上，美国也会计算一个剔除石油等主要靠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核心通胀率，应该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说起这些货币理论方面的话题，我就禁不住大发感慨，回想起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最讨厌的是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这类的科目，就是因为觉得里面的东西混乱不堪，远远不如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这类的科目清楚明晰。但自从张五常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货币制度的文章之后，我简直是爱上了货币理论。回想起来，与需求定律、生产理论、利息理论等相比，货币理论实在是太容易了。例如，国际金融的课程里关于汇率决定的理论，足以把人看过晕头转向，其实都是多余的，购买力平价说一个理论就足够了。

有一次，我有某位亲戚也是在人民银行的某地方分行工作的跟我说起，最近人民银行关注的课题是“汇率形成机制”，当时我心里就在暗自的嘀咕：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可研究的？吴鲜平听了我这话，也笑了起来，大有同感。

在汇率理论方面，购买力平价说是唯一正确、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理论。虽然看起来现实中有很多现象不符合这理论，但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实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人为地扭曲了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购买力平价说就是错的，作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铁律，人力可以压制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它总会换头换面地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并惩罚违反了它的人。这就跟价格管制实际不能推翻需求定律，只是使它通过排队轮购、走后门等形式表现出来。掌握了有关的局限条件之后，根据需求定律，经济学家仍然能百发百中地推断出人的行为会是怎样的。类似地，掌握了国家干预是如何扭曲市场的局限之后，根据购买力平价说，我们也能百发百中地推断汇率、乃至与之有关的许多事物将会如何的变动。

11、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的回报率

前已述及，因为吴鲜平是真的把张五常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因此他提的问题往往是很实在的，这里谈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问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教授谈及计算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时能得到12％的回报率，虽然不高，但可以接受。他想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向他承诺了回去跟教授问这事情，于是在一回到家、教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教授也很详细地给予了答复。

原来教授是用工人的收入来大致地当作增值额的大小（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增值额主要就是来自劳力的贡献）。他的计算方法大致上是这样的。以容积率0.8计算，一亩土地大概是660平方米，乘以0.8之后，再乘以每平方米厂房之内可以容纳多少进行工作的工人（不同行业的数字不尽相同，例如制衣业可以坐的人比较多，但教授说他已经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数字），这样就计算出一亩土地上可容纳的工人人数。再把这个人数乘以人均工资（这个数字当时教授写这文章时是1600元，但现在已经不同了），这样计算出来的，就是一亩土地的生产增值额（以工人收入来代表）。

在此基础上，乘以17％的增值税率，再乘以25％的地方分成率，得到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除以9万的土地成本（3万补偿农地，6万把土地从农业用地改造成工业用地），得到的就是那个他估计出来的12％的回报率。

教授在回答之后还特别强调，在这计算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外部效应（即《经济解释》里称为“界外效应”的），一方面是这个数字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来，二来不同情况大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一般化的估计）。如果地方政府招进来的是一个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效应的项目（如飞机制造的项目），那即使远远达不到12％的回报率，地方政府也会义无返顾地免费送地兼给补贴。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教授还提及，虽然名义上工人工资在某个数字以下的不用交税（这是指个人所得税），但其实在增值税这里已经收了工人工资的税。

另外，吴鲜平还问及《中国的未来》系列中《再覆侯运辉》那一篇里有一段话，说县以零地价招商的底线，是投资者每亩的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以容积率为0.8算），他不明白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又以此问了教授，他说这个是投资者支付的建筑费，与县政府的那个12％的投资回报率的计算没有关系。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每平方米800元的建筑费在中国的厂房建筑里是公价（现在可能略为上升至900元一方），以一亩为660平方米算，0.8的容积率，即是800元乘以660再乘0.8，算出来大概就是四百万元的建筑费。

12、从经济史到行为学

在24日晚的聊天，及其后的一些散乱的聊天之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提起的，就是用经济学去研究历史。我个人爱好历史，吴鲜平也是喜欢历史的人，因此我们对此常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我提到，我翻看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的皇朝灭亡，几乎都是源自通货膨胀：先是由于穷兵黩武或挥霍无度而引起财政危机，然后为了容易地解决财政危机而人为制造通胀，最后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崩溃，这时只要再来一个天灾，加上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人祸，农民起义就几乎是必然的最后结果。

以往，我认为例外的只有宋朝和隋朝。宋朝这个朝代很有意思，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发展到相当合理的程度，政治上比较宽松，经济上更是相当彻底地推行私产制度，对内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对外则贸易往来极其发达。若非是赵匡胤因为借“陈桥兵变”而获得政权，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在军事上推行频繁的轮换制，使得宋朝的军队过于积弱，又适逢其时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强大，终于在这个方面导致亡国，否则从很多笔记野史等提供的迹象来看，宋朝若能一直传续下去，当时的中国很可能自行地发展出很多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我举了有一位学历史的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个例子，是在《梦笔溪谈》记载的一个故事里，显示出当时已经在民间出现了集资从事海上贸易的情况，而这在西方，正是现代的股份公司的雏形。

隋朝似乎是另一个例外。我之所以觉得隋朝是例外（即不是亡于通货膨胀），是因为从史料上看，隋灭亡时仍留下大量的国家财富，几个主要的粮仓里堆放的物资之多，据说足够接下来的唐代用上好长一段时间。从这史料来看，似乎隋朝末年并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也就应该没有必要搞通货膨胀。但后来我在一份关于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的史料里，看到有明确记载隋末发生过通货膨胀。那份史料的大概是陈述为什么要铸造开元通宝的诏书之类的东西，里面的大意是说，由于隋末朝廷滥发货币，导致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现在要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如此等等。虽然我早就知道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隋炀帝三征高丽，而且动用的军队人数之多是数以百万计的，一定会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很可能成为财政危机的导火线。但因为此前在正史的记载里一直看到的都是隋室如何富有、如何财力雄厚，便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有必要搞通胀。

吴鲜平听我说到这里，提出异议，说，会不会发生的其实是通缩？因为如果政府把财富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上，民间缺钱，那发生的可能是通缩。但我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那史料里明确地说隋末发生的是通胀。

这个问题我从自贡回来之后，还一直在想，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一点是，我忽然想到，唐室要铸造属于自己朝代的开元通宝，并不一定是因为隋朝的货币不行，而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既然要新铸货币，总得说出经济方面的理由，于是故意把隋末的货币状况说得不堪，也是大有可能的，只怕不能轻易地尽信。毕竟，除了这条史料之外，我实在不怎么有见到关于隋末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记载，见到的反而都是隋末之时朝廷仍是极为富有的记载。

另一点是，现代所说的通缩，在古代称为“钱荒”，即铸币数量不足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导致物价的普遍下跌。我在网上随便地搜了一下关于“开元通宝”的资料，就发现倒是唐代中期发生过钱荒。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通过丝绸之路又与国外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很多与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也认可“开元通宝”，接受其在国内流通（就如同今天美元的情况），导致大量唐室铸造的钱币外流，中国国内反而是不够钱用，于是出现了钱荒。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勒令地方禁止铜钱出境，另一方面民间则出现了“飞钱”这种钱币的替代物来满足交易之中的汇兑需求。

其实除了货币史之外，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史也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目前看到的很多货币史、经济史之类的书籍，大多都是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掌握很充分，钻研得很细，但他们没有经济学素养，不懂经济学理论，只满足于堆砌大量而琐碎的史料，以致遮蔽了真正重要的、有经济学意义的事实。我个人是比较期待能以经济学为工具来清理史料，反过来能得出一些对经济学理论发展有意义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政府是有意识地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干预经济，扭曲了不少经济现象。但古代社会的政府没有这个意识，往往更容易看出一些经济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它们的优势都是比较注重事实的收集，劣势却是它们其实并没有一套真正的理论框架去整理这些海量的事实。经济学的情况与它们恰好是相反：有强大的理论工具，事实调查方面却比这些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科学要马虎草率得多。如果能以经济学的理论为工具去审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里积累下来的大量事实，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吴鲜平听了我这种看法之后，笑说我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我回应说，其实我觉得“经济学”这个名称是有误导性的，让很多人——甚至是学经济学的人——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行为。以经济学理论的性质来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是一切在局限之下进行选择的行为，因此更准确应该叫“人类行为学”。我再想一下之后，又再补充：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甚至不仅仅只是人的行为，就算是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解释，因此，经济学最准确的名称大概应该是“行为学”。

（完）

（本博客管理员按：此书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版，与之前在香港由花千树公司出版的繁体字版相比，除了正文内容进行了增订，前面还加进了一个序和两篇与正文内容有关的散文。

与中信的编辑沟通过，她说由于物流的缘故，上星期正式面市的书，在广东等离北京较远的地区的书店在本星期之内才能全面大量上架，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的书店都能买到此书了。）

神州增订版序
学术生涯的终结
时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 The ‘China Question’
II. The Impact of Ideas
III. A General Concept of Contracts
IV. Evolu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tract
V.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tracts and the Rise of the Competing Xians
VI. The Sharecropping Nature of the Xian System
VII. The Sharing Formula and Its Effects
VIII.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Xian Phenomenon
IX. Side Effects of Xian Competition
X. The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Rise of the RMB
XI. Concluding Remarks
An Unhappy 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节 中国的问题
第二节 思想的冲击
第三节 合约的一般概念
第四节 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第五节 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第六节 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第七节 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节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第九节 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第十节 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结语
不愉快的后记

（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为题讲话，内容不少在其它文章发表过，事后读报，一般没有误解，可能因为讲得够清晰。细想之下，这清晰应该源自我把题材的先后安排改变了，于是要凭记忆把这次讲话写下来，作为将要出版的《货币战略论》的压轴文章。

关兄愚谦来信，要求我为他的新书──《欧风欧雨》，游记也──写个序言，却之当然不恭了。他可不知道我是个不喜欢游览的人！天下间不喜欢游览的可能只我一个，说来恐怕话长了。

简略地说几句吧。我六岁开始逃难，九岁在佛山寄宿，十二岁回港后东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岁赴北美后还是居无定所，要到三十三岁才在西雅图安定下来。我于是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户。在家中我既不读书，也不看电视。做什么呢？行来行去，想看些什么。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观之景，其它一律无所谓。

愚谦兄比我年长几岁，说风谈浪，他生长的时代不会比我的安宁。事实上，他写自己的生平以《浪》为题，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读《浪》，知道他少小时的奔走没有我那么多，但遇到的风浪却比我的大。我想，一个从小走得多的人长大后不喜欢游，但惯于惊涛骇浪的，年长后则喜欢多游一下。游览可以一舒胸怀，是中国骚人雅士的传统了。

自己不喜欢游，但还是到过欧洲三次：一次是学术会议，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讲话，最后一次真的为游览而去。后者是带着孩子们去见识一下，而自己作为一个准导游的本钱，是在洛杉矶加大念书时，作过短暂的欧洲艺术史的助理教员。恨不得当时愚谦兄已经出版了《欧风欧雨》这本书，能让我读后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黄子孙有点钱，听说到了欧洲受到礼待，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礼仪」可不是神州独有。

话得说回来，尽管今天高楼大厦满布神州，公路、天桥车水马龙，炎黄子孙跑到欧洲去不可能没有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感受。欧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区变化多，可以夸夸其谈的典故所在皆是。几年前我的书法老师周慧珺到欧洲一游后，对那里的建筑物叹为观止。

游览游览，究竟览些什么呢？一曰风景名胜，二曰文化品味，三曰历史留痕。关愚谦这本书对游欧者的贡献，可不是风景名胜的介绍──这些一般旅游刊物提供无数──而是欧洲的文化与历史，二者加起来是文化历史了。愚谦兄的书当然也提及他擅长的政治知识，但政治这回事，可以读到，可以听到，却不可以看到。个人认为，只为看风景是不值得游览的：没有谁可以学王石，爬到珠峰之巅去拍照留念。余下来的游欧重点，是体会一下他们的文化历史，大开眼界之余会变得谦虚一点吧。

我认为在人类五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只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出现了足以雄视百代的光辉。其一是从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那段时期的中国；其二是从达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毕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时期的欧洲。不是没有战乱动荡，但说这两段时期与地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是没有疑问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马不停蹄地走了大约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个人都是艺术天才。宋徽宗、达芬奇、毕加索的艺术成就众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书法绝对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识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经出现过王羲之这个人。

双方各自走红地发展四百八十年，中国是比欧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后者迟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们对文物保存得好，游览欧洲的确大有看头。中国的文化古迹呢？太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风俗，中国的文化遗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无数。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着：他们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国内的市场出售，但盗墓者众，大量文物贱价外流。我几番建议北京尽早打开秦陵与乾陵，指出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读者多，私下间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顾左右。

虽然我不喜欢游览，但○三至○五年大搞摄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园给同学们讲话，再加上要作实地调查来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要怎样欣赏中国的文化才对呢？没有欧洲那么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迹可看，以游览的方式来欣赏中国的文化，你要读很多古文及古诗词。我曾经说过，西方的景物不容易让我们看到一个李太白或一个苏东坡。中国的江山自成一家，有点苦味，有点古意，不华丽，但幽美。昔日李白见到的江山，大致上我们今天还可见到。不读古人的文字，游览神州不容易体会到中国曾经有伟大的文化。这是说，游览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国的文化，而是可以让我们「怀古」，而怀古是深一层的欣赏了。昔日苏子写《赤壁怀古》是一例，清人孙髯翁在大观楼写「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也是一例。我们历代读书识字的人，没有谁不怀古一下。

要懂得怎样怀古才可以在游览中深入地欣赏到中国的文化。这方面，来自西方的游客是不容易体会的了。另一方面，倒转过来，炎黄子孙游览欧洲，欣赏他们的文化历史是远为容易的。介绍欧洲文化的中语书籍多得很，而到了那里近数百年的文化遗物，还留在地上的多得很。这数百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

国内的朋友要游欧洲吗？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可能是先读《欧风欧雨》这本书。愚谦兄对欧洲很熟；他的记忆好，观察力强；文字可读，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着有趣的话题下笔。后者是天赋。炎黄子孙不容易找到另一本游览欧洲的书可以学得那么多。

是为序。

张五常，二○○九年九月

自贡行：张五常经济学的“星星之火”（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8月23日～26日间，获人民银行自贡中心支行的邀请，我前去讲授了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并与该行的年轻人交流研讨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

在这一次短暂却充实的行程之中，自贡的朋友说他们收获很大，而对我来说，也是收获甚丰，甚至可以说是深受教育。我在26日晚上约8点回到家里，看看手机的时候，才发现张五常教授在7点左右已经打过电话来，那时我还在机场快线的大巴上，大概是外面的声音比较吵，没听到来电铃声。

到了10点，教授又打电话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接通电话，然后就是滔滔不绝的向他详尽地报告这次自贡之行的情况。教授听得心花怒放，这边厢才一挂了我的电话，那边厢又一个电话拨给了身在异地的张夫人，要她也打电话来再听我向她汇报一次。张夫人也听得很开心，更是深受感动，敦促我要把这次的行程详细地撰文记述下来。

事实上，我早在24日的晚上，与自贡的朋友交流了一天之后回到宾馆里，躺在床上回想当天的一幕幕交谈的情景之时，就已经决定了，这次的事情一定要写文章记下来。于是已经躺下了却又再爬起来，打开书桌前的台灯，抽出宾馆给客人备下的信笺，把要写成文章的内容大致地拟了一份提纲。

在这里，我打算先把向张五常教授报告的内容作为一个总概作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然后围绕24日当天的内容，从上午讲授《中国的经济制度》、到下午与年轻人座谈、到晚上吃饭及喝咖啡时聊天的内容，择其重要之处，一一记录细述。好让读者朋友们即使没有参与其中，也能有身临其境之感，体会到这一次的自贡之行，是如何的一场“brain storm”（头脑风暴）！

这次自贡行的成行，主要是人民银行自贡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处长吴鲜平先生促成的。

在从成都双流机场驱车前往自贡的路上，吴先生向我讲述了他是怎么“迷”上张五常经济学的过程，我想这很有代表性，值得在此先细述一番。

吴先生本来是学法律的，但他所就读的大学课程设置很有意思，同时还安排了经济学的课程，其数量之多甚至与法律类课程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后来吴先生在工作中，职责所在，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到2006年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只是在报告里罗列事实与数据实在是没有意义，于是再次自学经济学原理，想要运用经济学的知识来分析有关的事实与数据。后来，他又进一步地自学计量经济学，很快就达到纯熟操纵的境地。然而，在对计量经济学深入了解之后，他就发现这门学科的作用仅仅是协助人们寻找数据的规律（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指数据的“模式”，即pattern），并不能解释数据所反映的现象。

用吴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他在一番辗转迂回的寻寻觅觅之中，最终皈依于张五常经济学。开始时，他是从《经济学消息报》上看到张教授的文章。于是他把几年来的《经济学消息报》都翻出来，找到有登载张教授文章的地方，就剪下来，装订成册，一篇一篇地看。后来又看到我所管理的张五常博客，就更方便了。他又向香港的花千树公司邮购了教授所有的书籍，出一本买一本，一本不拉。

吴先生研读《经济解释》的劲头，尤其让我感动。他说，他除了把《经济解释》从头至尾地看完之外，每次看教授的文章，只要里面有涉及哪些经济学的概念，他就又把《经济解释》拿出来，翻到有关的章节反复地研读。例如，前段时间教授写的很多文章都涉及到“租值”的概念，他就一再地翻看《经济解释》卷二中的相关章节。这样把教授的《经济解释》与他的散文结合着看，反复地对照，反复地揣摩。

吴先生不但自己对张五常经济学热爱甚深（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最为准确与动人——对教授和他的思想的热爱，那是实实在在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了），还积极地向他所在单位的人们介绍张五常经济学。他组织身边的年轻人跟着他一起看教授的书籍和文章，他费尽心思地把教授的文章分门别类地编成诸多系列，还在后面写上他自己的一些言简意赅的评语，引导年轻人深入地阅读与学习。事实上，这次我的自贡之行，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与这些他称之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起交流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

在运用张五常经济学理论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的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把教授的观点向整个自贡市推广（这次讲授《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研讨座谈会就是在有市政府相关部门、区县政府、市级银行机构负责人参与的形式下进行的）。在自贡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份他们印行的内部刊物《货币信贷政策参考》，那一期的全部内容，就是张教授最近发表的《北京要利用县际竞争处理劳动法》的文章。我看了一眼这份刊物，就注意到两处特别。其一，是张教授这篇文章是7月14日才公开发表的，而这份刊物的印行时间却只不过是两天后的7月16日。其二，是文章最后所附的“印送单位”名录，我觉得有必要全文抄录如下，好让各位不需我再多作补充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该刊物的印送单位包括有：市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办公室、市委宣传部、政研室，市目督办、市政府研究室，市纪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人大财经委，市政协经济委；各区、县政府；人民银行荣县、富顺县支行，自贡银监分局，市级各银行机构（含邮政储蓄银行），省信用联社自贡办，自贡市保险行业协会，华西证券自贡营业部，中投证券自贡营业部，各区、县农村信用联社；市农工办、发改委、经委、财政局、劳动保障局、国土局、农业局、商务局、统计局、物价局、房管局、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经济信息中心、市金融办；东方锅炉、昊华西南化工、大西洋焊材、久大盐业、华润肉食品、鸿兴化工公司，英祥房地产、远达房地产、蓝鹰房地产、雄飞集团公司。

吴先生在把这份刊物交给我的时候，也有要我注意这最后的“印送单位”名录，但其实在他说出来之前，我已经有留意到了。

为什么吴先生会如此身体力行、还尽其所能地带动他身边，乃至整个自贡市从各级政府部门、到金融机构、乃至到主要大型企业的人们都学习、或至少是了解张五常经济学呢？这又要回到吴先生最初自学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的目的上去。他是想要掌握经济学工具，能切切实实地在他的工作之中用起来。教材上的经济学（或说是所谓主流的经济学）与作为整理数据工具的计量经济学，都让他感到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直到他找到了张五常经济学！

吴先生自言，在他的工作实践中，他深刻地体会到，张五常经济学是真正能用的经济学。工作所需，他经常要撰写调查报告，向当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然而，他发现，要能真正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就必须先正确地解释有关的现象。只有在正确解释现象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政策建议才不是空中楼阁，才不是镜花水月。也就是说，吴先生“迷”张五常，并不是像追星族迷偶像那样的粉丝，而是真的把张五常经济学用起来！

用起来！

这可以说是我这一趟自贡之行最深切的感受。这感受有好几个层面。首先，因为吴先生对张五常经济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因此在与他交流的过程里，我强烈地感觉到，吴先生无论是在理解方面，还是在提问的时候，都显示出他对细节的把握与关注之深，这是与我所遇到的大部分“学院派”的张五常迷所呈现出来的状况最大的不同之处。后面记述这次自贡之行的详细内容时，我会再以具体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其次，当24日下午与年轻人交流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之后，我一从会议室出来，在电梯口就已经忍不住急着向吴先生表达我的惊喜佩服之情。

我说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跟着张五常教授去过很多名牌大学演讲，演讲之后例行都有回答问题的环节。那些提问的人里面，并不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等高素质的人才，可是却罕有提得好的问题，这常常让我感到很是失望。很多人提的问题，都夹杂着强烈的主观好恶的情绪，与其说是想向张教授请教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不如说只是想趁此机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或喜好厌恶的感情，与经济学这门科学扯不上关系。

可是，这次听他们这里的年轻人的提问，虽然其中有些是多多少少地夹杂了这种主观情绪，但他们每一个人的提问里，都会附有现实的例子——而且就是他们生活身边、或工作上正在研究着的实际事例，而不是道听途说而来的所谓“事实”——，这样的提问，就不是凌虚蹈空的，而是带有清晰的问题意识的，因此都是很不错的问题。我在事前确实完全没有预料到，在自贡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与会者还不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却能提出如此之多高质量的问题，让我深感自己在这一点上可要比张五常教授幸运多了（一笑）。

吴先生对我这评价的回应是，这当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平时注重有意识地引导身边的年轻人学习如何正确地提问，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他说，平时他听他们提问，只要一听到是带有价值观色彩的，就会马上打断他们，要他们把问题重新表述，去除主观情绪，基于客观现象来提。

我觉得，吴先生对这些年轻人的“提问训练”确实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他之所以会这样，恰恰是因为，学习张五常经济学，为的是要“用起来”！——用在他们的起居生活之中，用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上。

第三，我就要谈到这次自贡之行给我最大的震撼之处了（所以把这一点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最不重要，而是它最意义重大，要让它做“压轴好戏”）。张五常经济学与所谓主流的经济学颇为格格不入，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界一如其它领域那样，一门心思要与外国接轨，于是也要努力地向所谓的主流经济学靠拢。你想发文章吗？文章里没有数学公式是不行的，甚至只有几何图形都显得太过低档。据我所知，有些高校甚至或明或暗地有这样的“规则”：博士论文里没有计量经济学是绝对不会被通过的。（至于博士论文里只有计量经济学却是可以的！）在看来是如此这般的“大势所趋”之下，张五常经济学的前景难免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不止一次有人提问（包括在张教授演讲之后的提问环节，以及在博客里的提问），如果说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看起来却似乎是张五常经济学在主流之内没有竞争力，要被淘汰出局了。为什么在推崇竞争的经济学里，出现的却竟会是这样劣胜优汰的竞争结果？就是这次在自贡与年轻人交流的那个24日下午的座谈会里，就有一位朋友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说张五常教授曾经表示过，如果在他求学之际经济学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就不会考虑研读经济学了。那我们现在这些还年轻的人，该怎么处理这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

当时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只是想为了升职称而发文章，那么在现行的局限之下，你只好遵从主流经济学的那套游戏规则。但如果你是真心地热爱经济学这门科学，真的想解释世事，张五常经济学才是派得上用场的。然后，我又引述到张教授的话，说经济学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无法解释世事，它的存在价值迟早是要受到质疑。所以如果这门学科还要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抛弃现在这种纯属自娱自乐的研究路向，回归到经济学解释世事的正轨上去。

这是我当时的回答。可是现在，经过了这次自贡行之后，如果我再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会有更好的回答。那就是，你们的存在，已经是对这种忧虑最有力的反驳！

当我看到像自贡这样的地方，也有吴先生这样的人那么不遗余力地自学、并尽可能地推动身边的人跟着学习张五常经济学，我就猛然醒悟到以往的那种担心实在是杞人忧天！中国能有多少的大学？中国又有多少的省、市、县等的地方政府及各类机关？前者怎么可能在数量上压倒得了后者？要说少数派，其实前者才是！

如果说，在大学里需要把经济学用作来摆花架子，那么满纸的数学符号、井然的公式排列确实是更能胜任。可是，当你真的要把经济学用起来，用于解释世事，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或制定经济方略，那么张五常经济学才是真正最实用、真的能用起来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当你面对的不是象牙塔里的游戏，而是真实世界的百态人生，张五常经济学是最好的选择——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由此，我也完全明白了张五常教授对自己的作品能传世百年的信心如何能总是这样坚如磐石。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也会涉足到上述这个他会否因为与主流格格不入而被淘汰的话题。我印象最深刻的他的一次回答，是：不会的。只要是好东西，就算是藏之深山，也能传之后人。哪怕是埋在地底深处，迟早也会有识货的后人挖地三尺，把它发掘出来。

我以往的担心，确实是多余了。学问，是活在切切实实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上，而决非活在动动嘴头靠纸上谈兵为生的人手上！在24日的晚饭时，我思前想后，禁不住就在餐桌上即席地发表我的一番感言，大意如下：

有一句唐诗，我是最喜欢的，一直很想让张五常教授送我一张书法时就写这句诗。那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张五常经济学，就是会这样万古长流的江河！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生出如此坚定不移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是你们给我的！是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为什么张五常教授对他自己的学问能传之后世的判断是如此的自信。其实我早该知道，张教授从来只会是自信，而决非狂妄自大或自负的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贡之行，让我看到了张五常经济学的“星星之火”是如何在自贡这片于亿万年前曾是恐龙自在地栖居或自由地翱翔的土地上，在这中国经济发展正值五千年以来进行得最如火如荼的大时代里，缤纷点点，燃烧不息……

这让我不得不往更远之处遐想，在那更广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热土之上，还有着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人们，正默默地为着提振地方经济而挥动着张五常经济学这柄神兵利器，披荆斩棘、一路前行……

（未完待续）

读者问：

我在您的博客文章《风俗习惯与国庆阅兵》后留言表示质疑意见，包括“北京这次演出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吗？并提出这次演出预算不公开等几个问题。

很不幸的是，我的留言不仅没有答复，还迅速被管理员删除。于是我再次留言，请问张教授是不是只接受仰慕，不接受质疑。再次被删除。如果这是您张教授本人的意愿，我无话可说，只能从此不再看您的文章。所谓非凡之人必有其非凡之度量。如果连这么一点点质疑都忍受不了，又何必表现地狂傲？

答：

博客不是我管的。回顾平生，赞的弹的从两岁起无日无之，一律不管才活到今天。我只希望自己的思想能给中国的同学一点启发，可惜余下来的日子不多了。四十多年前发表《佃农理论》后，反对或不同意的无数，我一律不管，其实一律不读。其后惹来争议的学术文章差不多篇篇皆是，也一律不管。可以说，经济学的题材，经过我处理的没有一项不被改变了。昔日George Stigler对我说，不要管他人对你的批评，因为在思想史上没有谁可以从回应批评中赢得些什么。也是昔日，后来是林毅夫的导师的Gale Johnson对我说：你的新意那么多，卖五仙一个可以发达，不要浪费时间作回应。

其实，说穿了，我这个伟大天才不值钱！我有的只是一种其它人没有的奇特功能。那是在思想时我可以在一秒之内关上铁闸，不让他家之见参进。不是不知道有他家之见，而是铁闸要开则开，要关则关，关得密不透风的。这是说，要接受或要不接受影响由我决定。这样，毫无外间影响的思想，要不创新也艰难。

这样吧，我会把你的电邮及我这回邮贴到博客上去（先把你的名字删除），希望对同学的思想发展有助。同学们要明白，关上铁闸的秘方的第一步，是一丝成见也没有。成见是沙石，只一小点铁闸就关不起来。

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小书——其实是一篇很长的英语文章，加上很长的中译，再加上四篇有关的中语文章，共二百页——要在国内出版了。个人重视这作品，认为是自己的正规学术论著中的「封刀之作」。通过香港花千树，由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他们隆重其事，希望神州普及，称为「假精装」（香港的过瘾说法）的订价只人民币二十五元。这个零售价香港无法办到。

问：最近日本提出想与中国合作，组成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张教授认为如何？

答：

我不知道“共同体”是什么意思，所以无从反对，也无从赞成。我认为竞争对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又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共同体是削弱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我是反对的。另一方面，互相竞争与互相协助是没有矛盾的，这观点在中国很多的工业区的经验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现在日本提出与中国搞共同体，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种。再另一方面，在竞争下的互相协助经常是在私营企业之间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由政府处理，我觉得是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