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什么国外的生活水平比我国高很多，却又很多品牌在我国的价格高出国外几倍，几十倍？

答熊飞：

外国品牌在我国价高是因为进口关税还高，也有些是不准进口的，别无其它，毫不神秘，不要胡思乱想了。

外地某些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比中国的好，主要是因为他们地多人少，矿藏丰富，而知识也比较高。他们的人均财富积累也是较多的。问题是，外间的生活的确比神州大地好很多吗？

二十九年前我在美国，与今天我知道的美国生活水平相比，差不多，而在最近的不景下，可能比不上二十九年前。美国人是比二十九年前富有的，但主要是他们拥有的房子，这些年其价上升了五倍以上。是自己要住的，享受上没有不同，难道他们要把房子沽出然后迁到神州享受吗？

选二十九年回应，因为二十九年前我到广州探望两位姊姊。那时的神州，天可怜见，穷得离奇。人均住宿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家用的电灯泡通常五火，买只鸡蛋要走后门。电视？他们听过，没有见过。

同期的二十九年，美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差不多，但中国则恍若隔世。中国的人均享受会有机会追上美国吗？以重要的居住环境来说，是不可能的。人均土地远为不及，是以为难。其它的享受则有机会追上，把以往的二十九年再翻一翻就差不多了。要重视环保清洁。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要高。他们的环保了不起，为什么我们办不到？

本博客管理员公告：

一个公厕任何人都可以用，说是公用是对的，但不可以共享，因为甲用时乙不能用。一个public beach译作「公众海滩」或「公共海滩」，都对，但严格来说不能共享：我躺在滩上，你不能躺在我身上；你的孩子在滩上游戏，干扰着我。米尔的灯塔，是无数船只可以一起用，在黑夜中避开礁石，互不干扰。这才是共用品的特征。灯塔的建造者收费会有困难吗？传统之见是灯塔要由政府建造，免费给船只使用，因为私营收费有困难。高斯曾经追查英国的灯塔史实，发觉不少灯塔由私人建造，收费的，最后由政府收购，拥有灯塔的私人业主赚到不少钱。关键所在，是当时英国的私营灯塔是通过港口的船务部收费，近于由「政府」强迫收费了。

共用品的特征是无数人可以一起用，英语称concurrent usage，互不干扰。一个电台节目是好例子：各人在自家收看或收听，互不干扰。靠有线操作可以收费，但无线则要靠广告收入，除非政府插手协助。莫扎特的音乐也是共用品。当年莫氏要靠富人订购乐曲，或学子购买曲谱，或在可以关上大门的乐厅内演奏。如果莫氏今天仍在，每次电台播出他的音乐可以收钱，他富可敌国，但学子们在家中弹奏他的乐曲，怎样收费呢？

思想也是共用品，收费更难。不是对社会没有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可能价值连城，但市场无价，是以为难。牛顿的三大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是人类的骄傲，但在市场出售这些思想恐怕不及一张画作。上述的三项伟大思想会永远传世，但一般算是了不起的思想创作，因为市场无价，没有顾客出钱收购珍藏，其传世机会比不上今天国内一个二等画师的作品！这是因为思想是共用品，油画可以独占，不是。

卖不起钱的思想可能大有价值，盘古初开以来，守秘或保密是一种把思想成果带来市场收入的方法。我有个思想，原则上所有的人可以共享，但没有谁知道是什么。我成功地把这思想造出产品，市场有价，但外人见到这产品不容易知道制造的秘密，我的思想就会因为保密成功而赚到钱。如果外人见到产品可以猜出制造之法，守秘或保密是没有用场的。

一四七一年，意大利首先推出发明专利的保护。这是今天吵得热闹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前身。这种保护可以给思想创作带来市场收益：虽然发明的本质是共用品，但有了发明专利的注册，不付钱不能用。是费用很高的专利维护，但因而发达者大有人在。费用之外有三个条件。其一是发明者要公开秘密；其二是要把发明成功地表达在可以观察到的实物上；其三是发明专利的保护有限期。

我不要在这里多说曾经花了不少钱研究过的专利话题——读者会很容易天旋地转，但显而易见，大部分的思想创作是不能注册为发明专利的。经济学的创新思想，不能这样保护，可以共享，市场无价，没有谁会买下来收存珍惜，传世的机会于是渺茫。像高斯定律那样可以肯定历久传世的经济学思想，百年难得一见。

别的学术我不敢多说，但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知识历来是通过大学出售的。可以由学生交学费来购买，而近代则不少由政府付补贴。一般而言，大学的教授拿得薪酬，教书之外还要作研究，要搞思想创作。至于这创作能否导致加薪，是非常复杂的话题，这里不论。这些年的发展是鼓励增加文章数目，创出废物无数，我骂过了，这里也不论。

这里要说的，是学术思想要传世的确困难。我有资历说一下，因为从来没有为加薪写文章：初出道就获终生雇用合约，在正规学报发表文章一年没有一篇，数量少。这样的行为起于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时，系主任与院长一致促我不要多发表，要集中火力博大文，不用担心加薪云云。华大之前在芝大，系主任与院长也这样说。这样的学术生涯不容易遇上。

博大文，谈何容易哉？不论两次中计，选择了过于困难的话题，所得甚少。另一方面，自己认为是称意之作，我无从猜测传世的机会如何。再另一方面，有些自己认为不怎么样的文章，过了二三十年才开始有人提及。

文章是否传世的准则是相当明确的。发表后若干年还有人提及，就是传世了若干年。十年后偶尔被提及一两次可能作不得准，但十年后每年有三几次是了不起的传世！那是指被他人引用的次数，七十年代初期起有好事之徒每年作出统计，发表。

不少例外。一位朋友作某学报编辑，被提及的次数激增，后来下马，提及次数暴跌，因为投稿者要擦编辑的鞋。一些作者埋堆，互相引用论著，大家一起增加被引用的次数。一些教授多收博士生，或明或暗地希望博士生发表文章时提到老师。写毫无创见的纵览文章（survey article）被引用的次数特别多，因为很多作者懒得读原文，有理冇理只引用有关的纵览文章。以上一切，短暂传世有效，长远一点要靠真功夫。

在经济学而言，一篇文章发表后十年每年有两次被引用，十分难得。二十年后每年还有两次，是大文。三十年后每年还有两次，是经典。五十年后还有，绝对是奇迹。我可能活不到佃农理论发表后五十年！

是不公平的世界。拿出些有实物为凭的创作，只要市场有价，传世五十年易过借火。但思想不是实物，可以共享，没有购买者可以据为己有，市场于是无价，传世几年也不易。要靠他人引用或提及而传世，基本上是冻过水。如果你不是西洋血统，思想要在西方传世，难上加难，因为某些原因，非西洋血统的在西洋发表文章不容易被提及。不是过于敏感，而是有胆打赌：我的中语文章在中国传世的机会，要远比我今天的不少人认为是经典的英语文章在西方传世的机会为高。我也敢打赌：论到传世机会，我的文章比不上我的书法作品。后者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不是共用品，可以独占，市场于是有价，虽不足道，但得者会保存下来。

我感受最深的，终究是我自己理解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平均成本曲线为什么是U形（碗形）的部分。这部分在《生产的成本》一章中以第二节《传统的成本曲线》与第三节《艾智仁的贡献》予以解释，而艾智仁的解释实在与传统差别太大，理解起来感觉特别困难，反复看了好些次仍是觉得一团迷雾似的。但这次听张教授讲述，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所花的时间其实比不上讲解上头成本，细致程度其实也不如书中的陈述，却有豁然开朗之感。回想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此前已经反复地阅读有关章节与思考有关问题，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讲课的时间有限，张教授不可能像写书时那样面面俱到地把所有问题都解释到，只是挑最要紧的部分讲了，问题的重点反而能清楚地浮现出来。无怪乎张教授说，看书跟有老师教的区别之一，就是老师可以告诉你重点所在。

那么平均成本曲线的重点是什么呢？且让我先说一下此次授课结束后的提问时间中一位同学提的一个问题，再倒过来进行说明。张教授解释平均成本曲线的U形的形成原因，指出以横轴表示单位时间的产量（即生产率），随着横轴上的数量增加，意味着生产率与总产量都在增加，而总产量增加有使平均成本下降之效，生产率增加却有使平均成本上升之效。当生产率较低时（即横轴上的数量较低时），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使平均成本曲线呈递减之势；当生产率较高时，前者的作用小于后者，使平均成本曲线呈递增之势。这样，随着横轴的数量增加，平均成本曲线先降后升，呈U形。

提问时一位同学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开始时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后来就变成后者大于前者呢？”这其实是个好问题，张教授的回答也很到位，点到核心之处。但如果那位同学只是碰巧问到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反复阅读与思考之后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那么很可能听完了教授的回答之后还是一片茫然，不明其妙。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想过，而且在看《供应的行为》一书看到那一处时，甚至把这个问题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下来，反复地思索过，不但这问题本身，包括与这问题相关的诸多细节都已经在心中思量过千次万次。因此当张教授在授课时讲到此处时，我已经在脑中猛然回想起这个想了千万次的问题，并隐隐获得了答案。当这位同学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特别注意张教授的回答，从而印证了我想到的答案是正确的。

张教授的回答是：这个想法不是他提出来的，其实是赫舒拉发想出来的。总产量增加使平均成本下降的作用在开始时大于生产率增加使平均成本上升的作用，后来此消彼长为前者小于后者，是武断地认为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把有关平均成本曲线的前前后后的问题都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地作过思考，这是很简单的问题。首先，平均成本曲线是现实的曲线，是由真实的数据确定其形状的。这要跟需求曲线的情况区分开来。正如张教授反复强调的那样，需求曲线并不是实有其事的，只是经济学家为了解释现象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因为构成需求曲线的其中一个变量——需求量——并不是事实，而是意图。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存在，就不会有需求曲线的存在。反之，平均成本曲线却是事实，因为构成它的变量——产量与成本——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于是，如果说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形状是经济学家假设出来的话，那么平均成本曲线是U形的形状却是一个事实，并不是经济学家假设出来的。从事实来看，平均成本曲线只能是U形，而不可能是别的形状。例如不可能是倒U形，因为如果产量越过某一点之后平均成本是不断下降的话，岂非垄断是常态？事实显然否定了这种形状的平均成本曲线。显然，这跟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一个实证定律（即事实）的情况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关于平均成本曲线，我们不是要证明它是U形（反观需求曲线，不少经济学家一直不懈努力地想证明它是向右下倾斜，只是遇到吉芬物品的困扰），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它在事实上是U形的。这样，如果决定平均成本曲线形状的因素确实就如艾智仁、赫舒拉发等所想的那样，是总产量与生产率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的话，那么既然前者有使平均成本下降的作用，而后者有使平均成本上升的作用，二者共同作用而要得到U形的平均成本曲线的话，只能认为开始时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从而使总作用是平均成本下降；而及后前者的作用渐弱于后者，从而使总作用是平均成本上升。这是为了迁就平均成本曲线是U形的事实而武断地认为的，而不是因为二者的力量有如此这般的此消彼长而证明了平均成本曲线是U形——再说一次，平均成本曲线为U形是事实，无需证明。

打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当我们看到龟兔赛跑的结果，事实是乌龟赢了兔子，于是我们倒过来武断地认为乌龟跑得比兔子快。在这个比方里，那武断的观点当然是错的，但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刚好看到了一个罕见的赛果。如果不断地比赛，赛果绝大部分当然应该是兔子胜出，于是我们会武断地——但却是正确地——认为兔子跑得比乌龟快，以解释出现这些赛果的事实。

话说回头，其实关于平均成本曲线的形状的重点，是传统的解释无法合理地解释它为什么先降后升。这个问题早在该章第二节谈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时已经有所涉及，只是对象是问为什么边际产量曲线开头有上升的部分。而如果说边际产量曲线下降还好解释（用一个花盆种不出全世界粮食的事实来反证），那么平均成本曲线上升的部分甚至比其下降的部分更难在传统的解释中找到合理的原因，因为如果真的所有生产要素等比例增加以扩大产量，规模报酬不变是最合理的结果（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一书中有一个以巴黎地铁系统为例的注脚对此有精彩的分析），从而使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平的。总之传统的说法没有一个能合理地解释平均成本曲线为U形的事实，而艾智仁、赫舒拉发的、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想法虽然有武断的成分，但至少是能解释的。

想想吧，这些年艺术作品的拍卖价可观，单是中国的油画家，作品每幅拍得数万港元的，有好几十个。这些画家不俗，但说是天才则过于夸张了。然而，一张市值数万元的油画，得者会珍而存之，也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过了半个世纪或更长时日，画作有了点历史，其价多半会上升，没有收藏者会把它烧掉。卖得上数万元，传世三几百年的机会不少，而动不动过百万的，单是油画家今天的中国约有两掌之数，传世三几百年或以上是肯定的了。虽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市场有价的艺术作品容易传世。国画呢？傅抱石等师级人物，传世五百年以上易过借火！

我说自己的书法容易传世，不是夸夸其谈，也不是说书法了得，而是卖得出去。价不高，但想来没有仇家（一笑）会购买我的书法来烧火拜神吧。细看今天的书法市价，比起画作很尴尬，但对自己的作品可以传世信心大增，因为好些前人的书法作品不怎么样，只要略有微名，卖得出去，传世价值一般与日俱增。

书法是很难写得好的，算自己的时间成本，回头算到足，要亏蚀，但如果不算历史成本，今天可以打平，超越时间成本的日子应该不远吧。没有算进传世的价值，没有想过，只是写这系列文章突然想起，却不知怎样算才对。日本人的书法有看头，水平比中国的高，听说那里的书法作品之价高出中国的几倍。今天神州大地苦练书法的愈来愈多，成了名的不论，有几个新起的写得好，看来不出十年，中国的书法水平会高于日本的。人多市场大，加上传世的引诱，应有奇效。

在我知道的视觉艺术作品中，传世最难的是摄影。算不上是艺术的有历史价值的摄影作品是另一回事。我想到艺术摄影传世这个问题，因为有几家拍卖行要求我拿出作品去拍卖。不能传世卖不起价，是困难。衡量一下，今天的彩色相纸可以久存不变，尤其是用金属纸，有助。扫描底片后由计算机整理，也有助。一张底片可以复制作品无数，作品不可能值钱。那就约束每底只制三张吧。问题是，任何人拿到你的原作，可以扫描然后复制无数，上帝也不容易鉴别。解决的办法是作者签上名字、盖上印章，等等。

艺术摄影不容易传世的另一个困难，是风格不容易独有。任何人知道你的摄影方法，知道你摄后如何处理，风格可以摄得一模一样，自己也分不开。作品水平可能不及你的，可能永远不及，但只要知道你怎样摄，摄后怎样处理，风格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是天才，拜梵高为师，学尽大师的绘画法门，不容易画得出以假乱真，但摄影可以。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摄影艺术上到今天我还秘技自珍，不教外人！是一九六五年想出来的玩光的法门，取巧于镜头与胶卷对光的一种特别可喜的效果。不难，但有几个古怪方法的合并，外人不容易全部猜出来。

多年以来，求教的影友不少，而去年在杭州举办摄影个展，参观者逾十万，求教者增加。秘技自珍是不对的。方法传世是贡献，应该比作品传世重要。我可以详尽地写出来，以作品示范，每个步骤说得清楚。这样表达解释需要精力及时间，提不起劲去做是因为胶卷正在遭淘汰！我的摄影方法是不能用数码相机的。是科技的发达淘汰了我的发明。说清楚一点吧。胶卷的药膜对光的感应产生一种化学作用，这化学作用带来的视觉效果，在不同程序的曝光处理下可以有令人惊喜的变化。数码摄影是没有化学作用的。这里选刊两帧摄影作品，显示着上述的化学效果，摄前预料得准确，数码摄不出来。

真的要考虑拿摄影作品去拍卖。要出尽八宝，精心炮制，务求市场相信不会有多张。摄影展览可以红极一时，但传世机会是零。出版过八本摄影集，有卖得不错的，但我知道，有朝一日，这些摄影集会在国内的路旁地摊出现，与其它盗版艺术书籍排排坐，日晒雨淋，灰尘满布，贱价出售！不是原作，或卖不起钱的视觉艺术，传世的机会很渺茫。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研究院，普纳是我的老师。他当时对我不重视，不认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是我兴趣之外的科目。那时，普纳算不上是大名家。这一点，同学们和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绝顶高手。普纳后来举世知名，是他离开加大之后的事。

我自己是一九六七年离开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收到了普纳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知道我升级很快；读过我一些文章觉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写信来恭贺一番。这使我很感动。七○年代的普纳，在国际学术上如日中天，也是几个大国的政府所重视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给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学生，加以鼓励，实在不简单。

普纳大约是一九六五年离开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数次邀请我参加他办的研讨会，可惜都碍于工作不能参加。我再与他见面时，已是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了。该年夏天，我到旧金山参加美国西岸经济学会的聚会，在那里的一个特别的讲座上，发表了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解。听众济济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见到前排正中坐着的，是佛利民夫妇和普纳夫妇。这使我呆了好一阵。

演讲后，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欢。普纳夫人萝丝玛丽（Rosemary）兴高采烈，紧握着我的手，滔滔不绝地跟我述说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时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开心，但我却强笑着，泪水差点要流出来。

原来早一个晚上，我与普纳的最佳拍档A.Meltzer共进晚餐时问起普纳近况，他说：「几天前萝丝玛丽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几个月寿命！」想不到，十多个小时后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样欢容，好像自己什么忧虑的心事也没有似的。后来萝丝玛丽死了。我跟艾智仁谈起此事，他说，因为要使普纳开心，萝丝玛丽那时就变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一九八五年在旧金山所见到的普纳，很苍老，行动不便。其实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问题。我们再见面时，他几乎完全看不见什么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对孩子那样的关心，微笑地以他脱不掉的德国口音说：「好呀，史提芬，你现在是个经济学家了。」「可以这样说吧，」我感到有点骄傲地说：「我脚踏实地下过二十多年的功夫。」「真的二十多年吗？应该是吧。你那时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呢。」

是那样可爱的一个人！但一九六二年，普纳是同学们认为最严格、对学生最不客气的老师。世界上可能没有出现过一位比他更重视逻辑的经济学者。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过。在研究院的「宏观经济」的高级课程上，他花了一个学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页，证明几乎每一段都有错处。到最后所有未被吓退而还在课室留下来的几位同学，都可说得到一点「真传」。这些同学今天在美国都大有建树了。

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课。历久以来，书本上都说在均衡点上，投资量与储蓄量相等。普纳问：「为什么这二者相等？」同学们接二连三地以书本上的答案说了出来。普纳听了，脸色一沉，郑重地说：「你们不说话不是更好吗？」这一说，同学们又知道书本上又「胡说」什么了。

课堂上一时间静得怕人。过了好一阵，普纳说：「一些量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另一些量却是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正如出售量与购买量永远相等一样；但后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见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与供应量的相等只是一个概念，不是事实——是见不到的。真实世界中没有经济学所说的『均衡』那回事，因为『均衡』只是一个概念。」

他跟着走到黑板前，以数学逻辑证明他的观点。一大黑板写满了，抹后又继续写，如此抹抹写写好几次，他突然停下来，问：「你们明白了没有？」没有谁真正明白，所以没有谁回应，普纳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课室。同学们呆住了，知道他所说的是惊天伟论，脾气发得有理。大家于是继续在课室内研讨刚才普纳的分析，直到两个小时后自觉明白才离去。

是的，普纳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逻辑上最严谨的经济学者。作为他的学生，被他当众「羞辱」司空见惯，当时会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过了一、二十年还从事于经济学的，就会觉得普纳严谨的逻辑推理，在脑海中像铁铸的那样，驱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学得的知识视为真理，对混水摸鱼的所谓「理论」一笑置之了。作为一个老师，这是普纳的伟大之处。

我刚好是在张教授开始撰写《经济解释》并于香港的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认识他的，因此不仅从一开始就熟读《经济解释》，并且盛蒙张教授的青睐，能经常与他交谈聊天，可直接以该书的一些疑问相询。不过以我的经验，自行看书，潜心体会，辅以旁览相关书籍（如张教授自己写的散文，以及他经常提及的几位价格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大师的作品），大致上就能理解《经济解释》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再行提问，才有效果。否则一片空白或一知半解地提问，或者是答案其实早载于书中，或者没甚意义，问题的质量不高，张教授就会以惯常的“顾左右而言其它”的手法回应。提问者若觉得张教授“答非所问”，其因大概由此而起。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五常问答室”的环节里，这里也正好趁此机会一并地指出，期望各位读者能于深思熟虑后提出高质量的题目。否则即使不断地提问，质量过低的（如把张教授当成投资顾问那样问炒股理财类题目、最基础的经济学教材都有回答的题目等），我的处理是索性就地删除，质量一般的题目即使能提交给张教授，他也不会选择回答，或又是“答非所问”地借题发挥。

且说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讲授的内容是与利息理论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大致上是相当于《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中的第一章与第二章。

由于我已经对《经济解释》耳熟能详，所以我听讲的时候，主要是注意张五常教授陈述的内容与方式有哪些与书里写的相比有何新意。有朋友在听了第一个星期的课后，在博客里留言表示，张教授都集中讲一些基本概念，他觉得太浅，来此听课不是为了追星，因此不希望只听到一些熟悉得耳朵都起茧的基本概念。这一意见我是有转达给张教授的，无论是在第一个星期时我还没到西安，通过电话与张教授交流，还是在第二个星期到达西安之后再当面告知。当面告知时，还有另一位曾任职香港考试局的先生，是张教授的学生。因为香港的中学升读大学的高考中有经济科，其中微观部分的考试内容就是围绕着《经济解释》而展开，那么这位先生对于《经济解释》的熟稔程度是可想而知了。当时我转达了这位朋友的意见之后，他们都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没有真正理解张教授的东西。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位朋友可能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熟知一般教科书的内容，但张教授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与教科书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如果只看到他讲的东西与一般教科书的基本概念名称相同，就没有细心听讲的话，那肯定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另一种情况是，这位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已经熟读《经济解释》，于是觉得没有从中听出什么新意。第一个星期的讲授因为我没有到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以第二个星期我所听到的四节课来看，虽然我早已熟知《经济解释》的内容，但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把张教授的现场讲授与我自己私下阅读所获得的自行理解互相印证以确保自己没有“误读”，另一方面也要竖起耳朵寻找哪怕只是一分一毫的新意，因此收获还是蛮大的。

就以星期一的内容来说，有一点是大有新意的。也就是张教授比较仔细地讲解了收入折现为财富的那一条方程式。《经济解释》中由于本着不写任何数学方程式、不画任何几何图的宗旨，因此关于这条方程式只是说了一句此式在任何相关的教材都能找到就算了。（我曾在聊天中开玩笑，称教授这里其实是耍赖皮的，明明是需要这条方程式，但硬是不写，让读者自己去找其它教材，其实已经破了不写任何数学方程式的“戒律”了。教授也就嘻嘻笑着以示默认。）讲课时的新意在于，把最常规的那条将有限期的、年年不同的收入折现成现值的财富的折现式变形成无限期的、年年相同的（年金）收入以固定利率折现成财富的折现式后，这个年年相同的年金收入就是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的、用以反对凯恩斯的实质为现期（短期）消费理论的永久消费理论里的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

课后再翻阅《供应的行为》中的相关章节，发现书中其实是有提到这一点的，虽然只是一句话就带过。（这是我在不断地深化理解《经济解释》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觉得又深入了一点，多理解了一点新的东西，但翻回《经济解释》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书中早就对于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了，虽然往往都是一句带过，但确实是已经写了的。可是在没有真正理解之前，却好像给什么蒙了眼睛一样视而不见，就是看不见。这也说明《经济解释》一书，每一句都意味深长，不能遗漏。）

正因授课的时候不是讲一句，而是讲了相当一段时间，有足够的强调，于是提醒了我们的注意。而且，授课时的讲解也确实还是比书中的一句带过要更清晰。但还是有些背后的潜台词即使在课上也没有完全说出来，需要我们自己通过回味深思来发现。如弗里德曼认为，不是像凯恩斯想的那样，是短期收入决定了短期消费，而是长期收入决定了长期消费，显然是因为短期消费的性质就跟短期收入一样，年年不同，因此争取最优的短期消费就像说争取最高的（年年不同的）短期收入一样不可取。反之，长期消费就性质就类同于长期收入，年年相同，是可以争取最优化的对象。这样一看，弗里德曼关于永久消费理论的思想其实完全来自于费雪（Fisher）的利息理论，是其理论在消费理论方面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消费函数也就不过是把那条折现方程式中的符号改了一下经济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教授在讲课时说，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其实是从《利息理论》抄过来的。（这种直截了当地评价其他经济学家的话倒是不会在《经济解释》中出现，只有在听课时才会听到的。也正因讲课时，张教授讲话比较肆无忌惮，显得其表述比书上写的更清晰。）

想深一层，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属于宏观经济学，而这条折现方程式属于微观，这样一看，微观、宏观就全打通了。再想深一层，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内容，无非就是以消费函数理论为基础的国民收入理论加上货币理论，而货币理论的基础就在费雪方程式上，而消费函数理论也出自费雪的《利息理论》的话，无怪乎张教授以前在聊天时跟我说过，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在费雪的《利息理论》里。

课后我向张教授谈了以上对这一课的感受，他表示以后在修订《经济解释》的时候，会把这一点写得更清楚。

（按：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发表《缺粮说》，推断十年之后天下将会缺粮，农产品的价格会上升得厉害。几天前一位同学把这篇十多年前的旧文放到网上去，读者哗然。有趣的是，二○○三年四月，该文的结集再版时，我见农产品之价还没有大幅上升的迹象，写了一个简短后记，说自己推断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死不悔改，后记的最后我还是坚持粮价会大升。这里再刊《缺粮说》及其后记，一字不改。《创作闲话》那系列未完，中断一期。）

缺粮说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我认为今后（大概是十年之后吧）世界会缺粮——以较正确的经济观点说，粮食与其它物品的相对价格会增加，而这增加相当厉害。世界和平，人口不断上升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八年来举世的共产制度溃不成军，一窝蜂地走资去也。又因为这发展增加了国际上的生产竞争，迫使好些此前像印度那样管制贪污而弄至民不聊生的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

我们可以这样看吧。在共产崩溃之前，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连冷饭残羹也吃不到。只要今天举世的改革之风能继续，那么十年之后，这百分之七十的一半会成为小康之家。民以食为天，收入有所增长的穷人首先要多吃一点，好一点。这样，粮食的量与质的需求会激增，是自然的事。

这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美国百分之七的人口是农民。这先进之邦，百分之七的人口不仅供应整个国家的粮食，而且还有大量农产品出口。相比之下，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好些落后的国家也如是。要大事改革，使经济「现代化」，这些国家要大量把人口转到工商业那方面去。那是说，假若中国大陆的一般经济情况，要达至台湾那样的水平，那就大约要有五亿人口弃农从工或商了。这等于要增加八十个「广州」！如果举世之邦都这样做，农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就难以避免，这对粮食的供应是有约束的。

世界将会「缺粮」——我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好几年了，而个人也在这「缺粮」的前景上作了一点投资。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不久前在报章上读到，去年中国对美国华盛顿州红苹果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进口二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似乎太大，可能是「印」错了。然而，华盛顿州的红苹果园的价值，近几年来大幅上升，却是事实。

经济学者永远都是那样的不幸。他们可以推断哪一个赌马场有机可乘，但进了场内，他们却往往买（下注）错了马！我自己为「缺粮」的推断而作长线投资时，怎样也想不到，目前还说不上是富有的中国人，竟然特别喜欢吃华盛顿州的红苹果！话虽如此，其它有关粮食供应的投资，还是上算的。

先进的农业科技，当然可以助农民人口的减少与粮食需求的激增。但这些科技有其局限性。饲养鸡鸭之类，高科技可使之密集生产，用地不多。但饲养牛、羊或种植，科技对生产供应的弹性就没有那样神乎其技的效果了。农地的供应可以增加，但费用不菲；水利要大费思量——美国加州的农地一流，但水利供应越来越伤脑筋；过冷的天气，要补救就得挥金如土——日本温室水果的价钱，香港人是领教过的。

对北京意图经济改革的执政者来说，本文提到的「缺粮」前景，他们好象仍在五里雾中，还老是说着自供自给的口号。说实话，要搞经济现代化，粮食自供自给是不可能的事。从外地进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经济搞得越好，粮食的进口量必定越来越大。

无论从理论或经验的角度看，由他人供应自己成本较高的产品，而自己则以那些成本比他人较低的产品输出换取前者，是最可靠、最有利的途径。香港的资源、耕地缺乏，但除了日军占领那几个年头外，缺粮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同一国境内以自由贸易来解决自己之不足，和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在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同之处，是国与国之间，多了一些无良政客在左右。近几年来非洲某些国家的大饥荒，都是一些视人民如草芥的什么强人政客搞出来的。

中国既然无可避免地要大量进口粮食，及早推行国际自由贸易是先见之明。必须避免的是由政府办粮食进口——自由的贸易，是要由商人自由来干的。赚、蚀皆不「入肉」（并无切身之利害感）的官员，对市场的动向，怎会知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国际贸易有了政府的管制，官员就大可浑水摸鱼，越摸越甚，其后果会是大饥荒。劳苦大众，豪华汽车可以不坐，但连稀粥也没有得吃却是另一回事了。

我认为北京政权应该以开放进口、不抽关税这一高招来跟美国打个招呼。美国农民当然大声叫好。这样，美国的政客不能不拍手附和——如此一来，中国的产品要自由输入美国，就易办得多了。

后记　　　　　二○○三年四月

此文在一个重点上推错了。因为忽略了饲养行业在中国大行其道，我低估了农业产品的大弹性，以致缺粮之说到七年后的今天还看不到迹象。但非粮的棉花是农产品，其价今天在上升，长此下去，因为农地的替代，粮价早晚会被带起的。

本博客管理员按：张五常教授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讲学顺利结束了。值此结束之际重温12年前张五常教授首次游览西安的文章，以作纪念。

好几年前就打算到西安一游，但总是因为事忙而举棋不定。这次终于成行了，却中了计。事前安桥老弟相告，游西安，六月中旬之前去，天气还算可人。我们于是决定在六月十一号抵达，勾留四天，十五号转赴上海，两天后返港。行前打开报章一看，西安的气温是摄氏十六度，可人也。殊不知到了西安，却是三十八度！

据说当地炎夏的温度，徘徊于摄氏四十一度左右，而冬天却是奇寒彻骨。且说我们飞抵西安后，在摄氏三十八度下，旅游车失灵，冷气若不关掉，车子就要「休息」一下。有一回，车子实在走不动了，苦等不是办法，只好下车步行。烈日当空之际，我在想，不知一千多年前，在长安（今日之西安），杨贵妃在唐明皇面前跳「霓裳羽衣舞」时是穿什么衣服的？

与我和内子一起到西安去的，有黄黑蛮夫妇与周安桥夫妇，一行六人，都是友好，上机时大家兴高采烈。周老弟把我们安置于他在「天安中国」工作时修葺过的钟楼宾馆，把我们待以上宾之礼。我仅在这里向周老弟深表谢忱。

钟楼宾馆位于市中心，地点一流。但由于中国开放后，西安没有规划，宾馆一开就开了十多家，于是房多客少，你蚀你的，我蚀我的，大家入不敷支也。

在西安的第一个观光项目，当然是要去看秦始皇的兵马俑。这项目在图片上看得多了，到现场时就不免少了一点新鲜感。令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个庞大无比的兵马俑「场」，历史上竟然从来没有记载过！这可见秦始皇秘密建俑、建墓——把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杀得一个不留——的传说，是可信的。

到目前仍未开掘的秦皇陵墓，是一座山丘，其形极像埃及的金字塔。始皇的陵墓最大，其它较小的帝陵或达官贵人的墓在西安郊外随处可见。奇怪的是，墓虽然大小不一，但却是建后把泥土盖上去，「堆」成金字塔形。那是二千多年前的事。当时中国与埃及似乎还没有文化交流，怎会如此巧合雷同呢？

我想，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大约远在三千年前就是西周的京都了。丝绸贸易很可能更早开始，说不定，当年丝绸之路不止远达波斯，而且通到埃及去。

云想衣裳花想容，杨贵妃出浴的华清池，我们当然也去看看。安桥与黑蛮几年前是到过的。这次重游，他们啧啧称奇。据他们说，几年前浴缸很小，小得若有贵妃在，唐明皇几乎挤不进去；但今天却变为一个小泳池，后宫佳丽三千人，总可以派三十个代表与玄宗共浴的。不过，我见过那小池黑糊糊，粗糙不堪，觉得很幽默。心想，难道当年杨玉环那比雪还要白的肌肤，是不会有敏感症的？

没有白居易，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记得华清池。同样，没有李白，有谁会怀念那「咸阳古道」？没有杜牧，我们可能没有听过那「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阿房宫。这些遗迹或遗址都在西安。究竟西安是否因为曾经是十三个朝代的京都而变得大名鼎鼎，抑或是因为一些骚人韵士的笔下寄情而成为不朽的？不管怎样说，我总是认为若要万世流芳，染满了千万人血泪的丰功伟绩，比不上一两句大有文采的诗词。文采对后人的感染力，比刀枪强得多了。

永泰公主那打开了的墓，很值得一看。唐朝皇室的性生活一塌糊涂。这个永泰公主，既是武则天的女儿，又是武则天的孙女。这种逻辑不通的双重关系，我要细听几次才搞清楚。原来永泰公主是武则天跟她前夫唐高宗的儿子所生。很漂亮的公主，死时只有十七岁，是给她祖母兼母亲的武则天杀害的。世界上竟然曾经有这样的女人（女皇），算是奇迹！

更值得一看的是霍去病将军之墓。这个十八岁就领军出战、所向无敌的大将军，病逝时只有二十四岁。叹为观止的是墓地两旁的十多件石雕。这些看来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抽象雕塑，竟然是汉朝的产品。是谁的作品我无从查考。但肯定的是，那位仁兄是二千多年前的毕加索。

由于天气太热，在西安看什么都逼着要走马看花。跟着就提早一天到上海去避暑。登机前的早上到碑林一游，却变成走马看碑了。到了「避暑」的上海，气温是摄氏三十五度。

昔日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 H. Knight），大思想家无疑问。感染力极强：他有五个学生后来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然而，佛利民曾经告诉我，奈特讲课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更不幸的是，奈特的文字艰深难明。他那一九二四发表的大文，我要反复重读才体会到是伟大之作。奈特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颁发后几年才谢世。我曾经抱不平，质询一位诺奖主事人为什么奈特成为漏网之鱼。回应是他的话事权不足。

说到经济学诺奖漏网的，英国的 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可能是最巨大的鱼了。夫人比奈特谢世迟好几年，在情在理诺奖是囊中物，竟然拿不到。没有认识过一个经济学专家不认为夫人应该获诺奖。这样一致的看法历来罕有。好些朋友（包括佛利民）认为，夫人拿不到经济学诺奖有政治因素：她在文革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与学术有什么相干呢？观点不同是不应该把夫人的贡献减一分的。

既然写闲话，我想到两件往事，这里说一下。其一是我进入研究院之前，两位英国经济大师到我母校讲话，相隔只几天。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希克斯（John Hicks，后来获诺奖），另一位就是鲁宾逊夫人了。后来跟老师艾智仁谈到这两位的功力水平，艾师对希克斯没有好评，可能因为知道希氏的名著的主要部分，是从费沙（Irving Fisher）的博士论文抄过去的。（费沙的论文刚好再版面世。）但说到夫人，艾师敬重万分，极力推荐她的名著，《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这本书真好，虽然与我后来的思维发展各走各路，我从这本书学得很多，今天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第二件往事，是我的儿子出生，取名Ronald，那是高斯的名字，他非常高兴。后来女儿出生了，高斯问取了个什么名字，我说是Cecile，他说：「为什么不是Joan？」当然是指Joan Robinson，鲁宾逊夫人是也。可见高斯对夫人也仰慕已久。夫人已矣，燕子楼空，在这里终于找到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她的仰慕与感激之情。

回头说风格或面目，学术或科学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不能以学术的文字风格衡量，因为那是艺术那方面的。要衡量的是思想。思想究竟有没有风格这回事呢？原则上应该有吧：下象棋也有个人的棋风。然而，思想本身相当抽象，我们不能像拿起一幅画作那样来品评作者的面目。

从我熟知的经济学说说吧。文字本身不论，经济学有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传统。这些是风格吗？很难说。想深一层，某些经济学者的姓氏之后，会给内行的君子们加上「-ian」三个字母，例如Marshall的传统或什么的被称为Marshallian。凡在姓氏之后给人加上「ian」的，传世机会激增！但那是代表着什么呢？深不可测，可能是说传统，或说派别，或说品味，也可能是说风格或面目了。说是分析的风格可能最适当，如果是，那也是说思想的风格了。

有「ian」在姓氏后不一定是好事，虽然对传世的能耐有助。四十年前一位朋友出版了一本名著，题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内容主要是说凯恩斯学派（Keynesian economics）是二流货式，但凯氏本人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Keynes）却是一流。孰是孰非这里不论，但凯恩斯的姓氏后被加上了「ian」，其大名传世可以断言。真头痛，凯氏的「ian」应该是指学派，不是风格，虽然这二者不容易分开。

很不容易在姓氏后给人加上「ian」这个称呼。二百多年来西方的经济学者中，能获此殊荣的不到二十个，其中常被提及的不到十个。自诺奖颁发以来，获奖者不下五十个吧，但被人在姓氏后加上「ian」的只四个：Samuelsonian、Hicksian、Hayekian、Coasian。其它获该奖的顶级名家，例如Arrow、Friedman、Stigler、Becker等，到今天还是与「ian」无缘的。你说奇不奇？

想来想去，我想不通被外人挂上「ian」这个桂冠的条件是些什么。有时我认为可以读得朗朗上口有着数，例如Shumpeterian、Fisherian的音韵悦耳，易记。然而，不是那么好读的Pigouvian也大名鼎鼎。近人中没有Arrowian可能因为不好读，没有Friedmanian或Stiglerian可能因为他们涉及的题材过于广泛，但没有Beckerian我是想不通的。后者的经济分析自成一家，作品题材专于社会问题，教出博士不少，除了一两个都是走老师的路。Mundell呢？今天还没有Mundellian，但有机会跑出——买马我会买这只。这是因为此公对货币与黄金的看法数十年不变，今天世界金融大乱，他的货币观看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

我的老师Alchian应该有Alchianian的桂冠，但没有。「ian」重复成双有点怪，但过瘾易记。我这位老师非常了不起，对学生及同事的感染力极强，而四十年前不少行内人认为他是天赋最高的经济学者，对价格理论的掌握前无古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离开母校后他的研究题材有了颇大的转变。今天的同学要拜读艾师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天才无疑问，后学的人读上几天不仅会提升智商，也会知道何谓学问高人也。资料如下：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

艺术作品要传世，风格独到是重要的，非常重要。学术作品要传世，思想风格独到有助，但不是那么重要。

Jason 问：

张教授, 很想知道你如何看现时的大国企, 特别是一些市场垄断的大国企. 我买国企股票, 这些国企的业绩表现都非常好, 姑勿论政府政策倾斜, 它们好像是改革成功了。

答Jason：

如果你读我一九八一年写的（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你会知道二十七年前我就准确地推断了某些国企垄断的顽固性，是改革的最后难关。这样准确的推断天下间只我一个吧（一笑）。

如果你跟进我后来分析中国的文章，你会知道我不担心没有垄断权利的国企，因为没有政府维护的专利权，国企要亏蚀，北京不会那样傻，不断地资助要亏蚀的企业。又说中！这些国企从二千年起，因为地价上升，风雷急剧地卖出去，作为民营。到今天，没有垄断专利的国企近于不存在了。

有垄断专利、还能赚钱而无需政府资助的呢？我怎样看？这些国企发行股票，有朝一日，私人拥有的股权过半，就算是「私企」了。到那时，尤其是大部分的股权落在私人手上，政府不会再有大兴趣维护这些国企的专利。香港昔日的电话公司是个好例子。股权差不多全是私人的，政府出钱把这垄断专利买回来，即是以钱取缔电话公司的专利。此取缔也，导致我每月打到美国的长途电话费从约七千港元跌到二百。眼观六路，一听到政府要买回电话公司的专利，我立刻把母亲持有的全部「电话」股票出售，沽得精彩。

上述的经验说，可作投资的项目多的是，原则上不要买靠国家维护专利而赚钱的国企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