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作品

最近因为次按风波及其它市场动荡，要求我发表意见的读者无数。我提不起劲动笔。数十年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任何经济话题没有兴趣。不知这冷感会持续多久，屈指一算，已有好几个星期了。

原因是清楚的。我为高斯明年的中国经改研讨会议写好了文章初稿，跟着再下一城，修改成次稿，还要再修的，但累极，暂时没有魄力再修了。离明年的会议还有大半年，不用忙，但自己在文章中说过的话，作过的分析，今天在脑子中还是驱之不去。集中力用到尽头就是这样的吧。要等多久才回复「正常」不得而知。当年写《佃农理论》等比较重要的文稿时，也是持久地集中思维，也是食不知味，但完稿后可没有像今天那样「驱之不去」。这使我意识到思想这回事，过了头可以是危险的玩意。

该文用英语下笔，题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一万七千多字（翻成中文约三万字吧）。可以写得更长，长得多——侯夫子读后说要以一本书的编幅来处理才对。但我只有九十分钟的时间读出来，而题材复杂湛深，我写到一万字就感到筋疲力尽矣——何况单是初稿就修改了十多次。

几个原因促成这次近于灾难性的写法。首先是高斯九十六岁了，还要亲自举办这研讨会议，且数次来信说我的文章是开场重点。我欠他实在多——中国也欠他不少——不能马虎从事。其次，当高斯于去年底决定于○八年举办这会议时，大家可没有想到那是中国开放改革的三十周年。三十周年是大日子，文章写坏了我不知要躲到哪里去。再其次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实在湛深——历史没有出现过，要解开中国的制度密码我没有其它经验的依凭。

当年想佃农分成制，我只一个晚上就把该理论的大概想了出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呢？我苦思三年才知关键的大概，去年大略地在《中国的未来》那系列文章说了，但还不够完善，于是多想了一年。今天写成的英语文稿是称意的，找不到再有「缺环」，但还要修改。隆重其事，因为中国经改的成果是个奇迹，将来肯定是经济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搭一下顺风车，文章要传世就容易了。

高斯读文稿后，虽然以powerful与great等字眼来形容，但今天收到他传来七页评论，建议修改的有二十七处之多。其中一处倒也有趣。我在文中几次用上miracle这个字，其中一处说是small miracle，他不同意，说中国的经改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small这个字不能用。

上述的几个「隆重」原因，可能比不上如下的。这就是觉得如果不由我动笔，没有其它人可以写出来。是天意。一九七九年起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凡二十八年，可谓走足了全程，知道这改革的发展历史。一九八二年五月回港任职，是当时最适宜观察中国变化的职位。懂中文，对炎黄子孙的文化传统有认识。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是我的专业，而中国的承包合约的发展正中下怀。佃农分成是我的博士论文，而中国今天的制度是佃农分成制。多年以来，无论是北京上头还是地区政府，协助我作调查研究，提供的方便使我没有任何借口写不好该文。

这些条件大吉大利，写不好这篇文章，可以向谁投诉呢？困难只有一处。我已经七十一岁了。智力不减当年，但短暂的记忆正在离我而去，明显的。这是说，在思维的细节上，处理是明显地出现了毛病。重要的大话题还没有影响，但细节的记忆很不对头。今天想到的一小点，要放进去，明天就忘记了。想到时立刻笔记下来吗？奇怪地不成，因为细节这回事，通常是一连串的，要记得就要全部笔记下来才对。思想推理，大话题当然重要，但文章的深度与说服力，主要是靠细节支持。细节记不起，或这里那里失去了一些，整篇文章就显不出自己的功力了。

我为这个老人家一般遇上的困难左衡量右衡量，决定的方法是一口气把整篇文章写出来。准备的方法是先在《南窗集》一连写了十期《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综合自己数十年来在合约与产权理论的心得，来一次沙场秋点兵，希望温故知新也。跟着马不停蹄，一口气在英语稿纸上写了一百五十页，再跟着是局部地这里那里修改或重写。过程共三个星期，除了累极稍事休息，基本上没有睡过觉，减了五磅。那是初稿，跟着再修是次稿了。

上述的写法无疑是自己的发明，有没有其它人尝试过不得而知。可行吗？文章是写出来了，有一般性的理论，也有颇为详尽的细节。然而，用其它比较常用的写法——例如初稿写三个月——会不会有更佳的效果，我无从判断。

有传说，人类历史上智商最高的米尔，写他的厚达两吋多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只用了六个星期。我拜读过该巨著的原作——一般人只读简化版——绝对精彩，认为六个星期不可能！要抄也不止抄六个星期吧。另一方面，米尔的过人之能，我们凡夫俗子是无法想象的。不知米尔当年脱稿后，有多少时日拒绝谈经济！他当时四十六岁。

回头说《中国的经济制度》这篇文稿，应该是自己最后一篇英语文章了。严格来说思想期长达二十八年，比此前想了十三年才动笔的《公司的合约本质》多了十五年。从广阔度与深度这两方面衡量，前者比后者高出相当多，不止高一倍。我这个老人家看来还是宝刀未老。

诺斯等人说我早就放弃了经济学术研究。他是搞新制度经济学的——不知天高地厚！以他们认为不可能是学术的中文下笔，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蓦然回首，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