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谢世,朋友要在深圳举行一个追思会,问我意见。当然不反对,而大家知道,在中国追思佛老,不能少了我这个老人家。我是有保留的。北京对任何集会皆敏感,但如果要得到正规批准,可能要等一段时日,这样,追思没有什么意思吧。朋友之间要聚在一起,说一些关于佛老的衷心话,别无其它,可以做,也应该做。
是在一间会所的宴会厅举行,不大的。环境好,窗外俯视大泳池,水清洁净可人;仰见世界级档次的住宅楼宇,设计变化有序。这是深圳,二十年前有谁会想到呢?佛老地下有知,会欣慰。到会七十人,发言十多个,说的都是一些往事,一些个人感受。都说得好,尤其是几位曾经与佛老碰过头,或通过信,或上过他的课——今天都不年轻了。是亲切的追思,四个小时没有冷场,没有争议,也没有哀伤——暖暖的,是温馨的追思了。
侯夫子是从经济转行律师的,可能是在香港媒体介绍佛老学说的第一人。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笔墨了。追思后我对夫子说:「佛利民这个人生时多姿多采,有争议性,所以身后追悼的话容易说,可以说之不尽。我也多姿多采,也有争议性,如果死后你还在,总有好些话要说吧。」他回应:「你不在,无从约束我说什么。」我说:「既为律师,你怎会不知道这种事也可以用合约安排。先把悼文写下来,签上名字,交给我的子女吧。」阿康在旁听到,说:「不用担心我说不好的。」我转头对太太说:「阿康是危险人物,信不过(一笑)。」
佛老谢世是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终结,另一个大时代的开始。这样划分,主要是见到中国的情况。是的,就在佛老谢世的前几天与后几天,举世舆论,要不是说中国再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说将来的世界是中国人的天下。我自己不那样看,只能说炎黄子孙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夜,见到黎明,是市场经济高歌凯旋的铁证。但我是个小人物,怎样说无足轻重。国际舆论是将来史学家的依凭,而将来史学家回头看,他们会发现中国热成为定局之际,刚好是佛老谢世的日子。但愿炎黄子孙继续争气,好叫历来关心中国的佛老,会因为中国复兴而划下来的大时代转变,使他名垂千古。
人类以思想刻划时代,而历史回头看,时代的划分反映出影响时代的思想家。近代历史出现过四个这样的人,都是经济学者。第一个是史密斯,从工业革命与资本家崛起之际跑出来,推动了重要的经济进化思维,贸易于是在国际扩散。第二个是马克思。此君跑出,因为当时经济学的思维,被约束在土地与劳力的分析,知识资产——包括资本家的商业知识——被漠视了。这导致古典经济学有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投诉,促使后来马歇尔及费沙等人重视知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再后来科技发展大行其道。第三位是凯恩斯。此君是在举世经济大萧条中飞起来的凤凰。大政府时代随之而起,市场的运作受到质疑,管制之声不绝于耳。第四个是佛利民。此君在管制声中腾蛟起凤,舌战群儒,把大政府骂得头昏眼花,进退失据。
追思过了,感慨万千,步出会所,无端端地想到苏东坡的那首七律,诗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泥上偶然留指爪,谈何容易?佛利民做到了。为人若此,岂止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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